時間是塊橡皮擦，記憶則是試圖在擦痕上重繪輪廓的筆。正如米蘭·昆德拉在《笑忘錄》中所寫：“任何人都無力挽回已鑄就的過失，但一切過失都將被遺忘?！碑敃r間以不可逆的姿態(tài)持續(xù)沖刷生命的巖石，“挽回”便成了永恒的精神癥候：不是執(zhí)著于對逝去時光的復刻，而是關注于尋找意義之所在。人們一次次透過蒙著霧的窗，在清晨消散的水汽中將其打撈，在“無法挽回”與“不愿遺忘”的拉扯里，生命最本真的重量得以呈現。

石鐘山的《向我開炮》（《上海文學》2025年第9期）便著墨于身份無法被證明之困局。作家以慘痛的戰(zhàn)爭為故事講述的起點：連隊其他戰(zhàn)友全軍覆沒，導致馬德全失去了直接的身份佐證。當《英雄兒女》將歷史記憶拉回現實，馬德全的一次次“眺望”終于換來了強烈白熾燈下的重逢時刻，在觀眾與攝影機的矚目中，他不僅被正式確認了革命英雄的身份，更得到了“向我開炮”的回應。故事背后錨定真實的英雄原型——至少有于樹昌、蔣慶泉兩位革命戰(zhàn)士的事跡可考。本文敘事巧思在于：全篇以速寫式手法書就，在主人公生命的關鍵軌跡間實現跳筆，講述者始終作為旁觀者、記錄者，與故事主人公保持距離：不介入人物內心、不追加價值評判，呈現出特意保留的粗糲的時代畫像。這種寫法在觸及歷史深度時顯露出某種克制的姿態(tài)，保留一定的“距離”，讓作品留有“呼吸”的空間。

《作家》2025年第9期刊發(fā)的林東林的短篇小說《俺老孫來也》也呈現出了這種寫作傾向。小說以“在景區(qū)扮演齊天大圣”作為與日?，F實對照的理想型工作，通過不斷回溯，主人公的關注點被伸展至兒時扮演孫悟空的記憶——孫悟空作為反叛秩序、確證自身的文化偶像，成為“我”在家庭和社會中獲得意義的價值出口，賦予“我”堅守新聞從業(yè)者底線的勇氣和力量。小說以大量篇幅展開情節(jié)，達到高潮后迅速收束，落筆于充滿象征性的不斷駛向遠方的姿態(tài)。前方是成功的未來，還是引人懷戀的過去？作者沒有寫明，而是留給讀者思考和想象的空間。

朱山坡的短篇小說《座頭鯨》（《收獲》2025年第5期）以“我”為敘述視角，將時代變遷的細碎肌理一一串聯(lián)。13歲那年看過《騎鯨的少女》后，“我”的堂兄檀洋仿佛著了魔，從此迷上座頭鯨，甚至幻想疏通沙河連接大海，讓座頭鯨來到長水村。在一次國營漁業(yè)公司選拔海洋捕撈水手時，堂兄意外輸給了“我”。三年后，“我”結束水手生涯回家與前來報恩的疍家女許溱結婚。許溱無法適應陸地上的生活，與仍向往大海的堂兄志趣相投，兩人劃舟私奔，加入國際環(huán)保組織，救助被藤壺折磨的座頭鯨。作品的歷史真實感越厚重，三人故事的傳奇色彩就越濃。舒潔的《巖畫中的羊群》（《上海文學》2025年第9期）是一篇以民族生活為題材的小說，以雙重故事嵌套的結構延續(xù)并深化了虛幻的體認：一邊是阿日斯蘭一家的鮮活現實，一邊是世代流傳的砧子山傳說，遙遠的神話敘事與當下的生存圖景彼此滲透，構成草原記憶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也讓民族視角下的記憶書寫，多了一層自然與神性交融的獨特質感。

與面向過往的呼喊同時存在的，是對“身邊”的重新關注。曹軍慶的中篇小說《清吉人生》（《芳草》2025年第4期）將目光投至身邊人，鉤織出余明濤、沈梨等個體的復雜性。于“我”而言，“重拾身邊”的意義并非只是人際觀察或生活所迫，更在經由余明濤的故事讀懂沈梨、重新接納生活的失敗，最終觸摸到永恒涵洞里“清吉人生”的溫暖底色。同樣關注身邊之“他人”的還有哲貴的《造車記》（《收獲》2025年第5期），作者以“新聞記者”這一外在身份進入，既以調查者的視角賦予故事真實性，又巧妙形成間離效果，“我”顯然未能回答“錢大同為什么要造車”的問題。與造車的秘密同樣迷人的是錢蕙與池塘中的天鵝，錢蕙相信“我爸剛騎著天鵝來看我”，帶著童真與虛幻的場景將新聞的真實與想象的虛構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目光若再向內收攏，落向現實的“自我”，便會撞見更幽深的迷茫，過往的選擇與當下的模樣時常錯位，曾經篤信的價值標尺也可能在時光里悄然偏移。人們是否真的了解那個在歲月中不斷變化的自己？喻言的《高教授情史》（《作家》2025年第9期）給出的答案顯然并不積極，與逐漸成為“人生贏家”的高教授相比，其心理學專業(yè)出身的女友顯然對他更為了解，迎著緩緩走來的大團圓結局，小說卻設置了一個逃離的時刻，放逐了積極意義上的自我了解、自我重塑，將獲得世俗意義上圓滿的可能托付無望的時間。

處于生活節(jié)奏加快、價值判斷多元的時代，“自我認知與心理狀態(tài)的失衡”早已不是少數人的困境，反而成為現實中愈發(fā)普遍的心理議題。我們如何判斷出高教授的細微變化？馬億的《目擊者》（《芳草》2025年第4期）便以懸念敘事給出了答案，只有兒子意識到“她的眼睛很不一樣”，那雙被反復書寫的“眼睛”，不僅是推動懸疑的敘事線索，更成了洞察人物內心的媒介，對異于常人的眼神的細微察覺，正是直面心理議題的第一步。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梁鴻的作品《要有光》（《收獲》2025年第5期），她以互文性的寫作策略將原始材料交織，形成多聲部的對話空間，使生命的復雜性得以更為完整的呈現，為探究青少年心理問題寫下了厚重注腳。

“當守門人沉睡/你和風暴一起轉身/擁抱中老去的是/時間的玫瑰”。那些遺忘中堅守的碎片、現實中掙扎的靈魂、記憶中搖擺的自我，看似被時間沖刷得模糊，卻最終在向過往呼喊、向身邊探索、向內心叩問的旅程中，淬煉為帶著韌性的玫瑰，綻放出厚重與芬芳。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