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一百多年前中日文學家之間能夠用漢字共同進行文學唱和，互相激賞詩文的景象，在一百多年之后銷聲匿跡了。本文梳理了魯迅、莫言、劉慈欣三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家與日本作家、譯者、讀者的互動特征，時間跨度恰好是1920年至2020年的100年，中日文學關系發(fā)生了從疏離到隔膜的演變。一個確定的結論是漢字文化圈的底色正日漸變得模糊，并逐步褪色。由此提醒正在步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文學界，以何種面貌、何種方式，如何恢復歷史上曾經的文化中心地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關鍵詞：魯迅 莫言 劉慈欣 日本讀者 態(tài)度變遷

引言

1878年6月14日，日本明治期間的左院議官、宮內省官員宮島城一郎，這位推崇孔孟圣教、倡導中日同盟、精通漢詩漢文的飽學之士，設家宴招待當時中國駐日首屆公使黃遵憲、副公使何如璋等人。大家彼此溝通的方式一如從前，即一人一支毛筆，在紙上書寫漢字進行筆談。筆談的內容除了互致問候、天氣、食物等之外，還有一個必需的科目，就是互作詩句唱和，共同玩賞品味。

主人宮島誠一郎率先寫道：“縱有靈犀一點通，舌難傳語意無窮；交情有幸深入海，滿室德熏君子風?！辈粌H充滿了高興、欣喜之情，還充滿了對于今天來訪客人的尊敬之意；輪到黃遵憲時，只見他在紙上寫道：“舌難傳語筆新通，筆舌瀾翻意無窮；不作佉盧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風?！睂τ凇肮P談”給予了十分形象的描寫，并將英語等西方文字稱之為“蟹行字”，而且還表達出筆談這種方法，勝過學習外語才能溝通信息的潛在意思。輪到何如璋時，他在紙上寫道：“何須機電詡神通，寸管同摻用不窮；卷則退藏彌六合，好揚圣教被殊風?！备M一步，進一步闡述了當時中日對于西方文明產品“機電”的排斥態(tài)度，并提出要大力宣揚“孔孟”之道。1

這些文字記載，給一百多年后的讀者展現(xiàn)了當時漢字文化圈里的知識分子，或者說文學家之間，依托漢字進行筆談的場景，是多么的獨特而熱烈。所謂筆談，指的是以漢字為載體，盡管在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亞洲文化圈地區(qū)的讀音不同，但是寫法、意義是一致的。通過漢字書寫進行交流大家一樣可以表達胸臆、溝通信息。

筆者以為最為重要的，不在于大家彼此唱和的詩文中所倡導的思想價值、文化理念是否一致，而在于漢字文化圈里的作家、詩人等知識分子所建構的這種毫無阻隔的文學關系。所謂文學關系，指的是文學活動中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和相互作用。作家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體，作品是文學活動的核心，讀者閱讀欣賞是文學活動的終點，也是作家再次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起點。假如這個圓環(huán)發(fā)生了阻隔，運轉不暢通，這種文學關系就會遲滯、斷裂，環(huán)狀文學關系就會成為孤立的一節(jié)一節(jié)，圓環(huán)變成了碎片。

眾所周知，語言文字是一個文化闡釋、理解和解釋世界的意義體系，這個世界包含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漢字是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活動中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產物，當然也是中華民族理解與解釋、闡釋世界的意義體系，漢字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思維結構與文化邏輯框架。在基于一個共同的漢字文化邏輯上中日文學關系，其中包括文學創(chuàng)作、文藝欣賞、文學批評的毫無阻隔是理所當然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文學關系其實是內核、軸心。例如漢唐時期的日本遣唐使與唐代詩人之間的唱和，共同創(chuàng)作提高詩歌創(chuàng)作水平，而且將唐代政治、經濟、文化源源不斷地輸入日本，不僅奈良時代的日本首都奈良，仿照長安所建，而且吟詩作賦也成了日本皇室、公卿貴族、高級僧侶及上層文人之間唱酬的風尚。彼此文學作品的表現(xiàn)手法和審美情趣上有很多一致甚至相似之處。這就基于共同的漢字文化邏輯基礎上所達成的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文學關系，這也是中日數千年文化交流史的主軸。

但是這種文學關系在19世紀末至今天21世紀的一百多年來，進入了一個加速度的疏離、阻隔的過程。本文以日本讀者與魯迅、莫言、劉慈欣三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家的關系維度進行梳理發(fā)現(xiàn)，19世紀之前中日文人之間用漢字筆談共同創(chuàng)作七言、五言格律詩的場景，到了1920年代的魯迅時期，已經變成了用日語進行交流、溝通，以魯迅作品為中心的翻譯、出版、閱讀僅僅留有19世紀之前中日文學關系的影子；而到了1990年代的莫言時期，日文版的莫言作品不僅需要大量注解，而且在一些作品中也出現(xiàn)了“誤譯”，文學關系的“疏離”越來越大；到2019年的劉慈欣時代，日本讀者眼中的《三體》必須借助英語世界的評價標準，甚至與英語世界文學作品一模一樣才能獲得理解與認知，中日文學關系已經從疏離變成了“阻隔”。以下分別闡述之。

一、魯迅的日本文學關系

魯迅是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中為數不多的能夠熟練掌握外語的著名作家之一，日語水平很高，而且還通英語、俄語。因為日語水平很高，魯迅能夠自己將作品翻譯成日文，同時結交了大量日本的友人。有學者統(tǒng)計，魯迅一生交往的日本人，僅《魯迅日記》記載的就有209人。再加上早年他在日本留學所接觸的，回國后在杭州接觸的，以及在北京、上海接觸而沒有記載的，總數應該有三百多人。大量日本友人的存在，是魯迅作品在日本讀者中廣泛傳播和接受的主要誘因，時至今天，日本讀者仍然對于魯迅具有親近感。

第一，在翻譯與出版方面，不僅有大量日本文學家、詩人翻譯魯迅作品，而且魯迅也將自己的作品翻譯成日文。如1922年翻譯的《孔乙己》、1923年翻譯的《兔與貓》都登在當時日本人在北京辦的日文雜志《北京周報》上。此間與魯迅接觸過并有書信往來的日本作家、詩人、青年知識分子有：

1931年，一位叫佐藤春夫的日本詩人注意到魯迅的《阿Q正傳》，最早將魯迅介紹到日本。此外，魯迅常去內山書店，與內山完造成為摯友。

1926年，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委托井上紅梅將魯迅《吶喊》《彷徨》等小說譯成日文，1932年以《魯迅全集》名義出版，但譯本存在諸多誤譯，引發(fā)魯迅不滿。1933年，經內山完造引薦，魯迅會見改造社記者木村毅，并應邀在《改造》雜志發(fā)表《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由此開啟與改造社的合作。1934年起，魯迅陸續(xù)在《改造》發(fā)表《火·王道·監(jiān)獄》等三篇重要文章。1936年2月，魯迅與山本實彥在上海會面，支持其提出的中日文學交流計劃。同年6月，《改造》開設“中國杰作小說”專欄，魯迅不僅為之作序，還推薦了六篇中國青年作家作品。

1934年5月23日，日本新感覺派詩人新居格在內山書店初會魯迅。臨別時，魯迅即興題贈《無題》詩，新居格在此后回憶文章中寫道，這次會面讓他感受到了魯迅那“不屈的靈魂，反抗的精神”2。1935年，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譯的《魯迅選集》由巖波書店出版。3選集中的《藤野先生》一文是根據魯迅的建議而特別翻譯的。這部選集在日本知識界有很大影響，不少讀者正是通過這套選集了解魯迅的。

1936年魯迅去世后，中國文學研究會出版了《魯迅特輯》，竹內好在該刊物上發(fā)表了題為《魯迅論》的文章。為了配合“魯迅特輯”的出版工作，也為了給大家研究魯迅提供便利，竹內好請研究會中和魯迅淵源頗深的增田涉制作一份魯迅作品目錄。因為牽扯很多細節(jié)的問題，所以增田涉經常寫信向魯迅請教，而魯迅也是每信必回，當增田涉接到魯迅的最后一封回信時已是在魯迅去世之后了。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和日本魯迅研究緊密相關，幾乎所有的同人或是通過翻譯或是研究接近過魯迅。武田泰淳甚至寫過一篇《L恐懼癥》的文章來談論他和魯迅的關系。竹內好在《魯迅論》一文中敏銳地認識到文學和政治的關系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命題。4

魯迅與日本作家、詩人、出版人和讀者的交往是基于共同推進人類文化發(fā)展的理念，他曾經說“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但這并不意味著魯迅的這種交往是無原則的。魯迅曾通過內山完造引薦與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會面，席間野口米次郎為日本侵略中國張目，而魯迅從容應對，嚴詞駁斥。會后野口在《朝日新聞》發(fā)表歪曲對話的《與魯迅談話》，魯迅斥其“斷章取義”5。

1936年魯迅逝世后，許廣平與胡愈之等人籌劃、周作人、茅盾等人旋即準備成立“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籌備會”，蔡元培、宋慶齡任正、副主席，許廣平在11月就編好了《魯迅全集》的目錄。1937年2月，日本改造社很快出版了七卷本《大魯迅全集》。參加翻譯的有佐藤春夫、增田涉、井上紅梅、山上正義、鹿地亙、松枝茂夫、小田岳夫等名家。

自1945年日本侵華戰(zhàn)爭失敗后，直至21世紀，日本學術界、出版界、文學界以魯迅為中心的翻譯、出版和學術研究活動一直沒有中斷。根據趙京華的研究梳理，迄今為止日本較有影響的魯迅研究著作就有七十多種。根據李冬木的統(tǒng)計，自2000年至2020年的21年間，日本共出版以“魯迅”為主題的專著70部，設有“魯迅”專章的研究專著10部，兩者相加80部，平均每年4部。以“魯迅”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和書評829篇，其中包括關于魯迅研究專著的書評21篇。譯自外文的論文及資料分別為中文21篇、韓文和英文各3篇。若以上述總數平均，則每年以“魯迅”為主題的文章篇數為40篇。⑥

第二，1920年代在魯迅與日本讀者的文學關系中，魯迅留學日本以及精通日語成為一個關鍵因素，因為這層關系，一些日本普通讀者經常慕名而來拜訪魯迅。如山本初枝是一位日本普通的家庭婦女，她曾經在1916年至1942年在上海生活，在這期間曾經接觸過魯迅。她在回憶錄中寫道：

與魯迅先生初次見面的記憶已經模糊不清，但我想的確應該是在昭和五年（1930年）左右。……我從先生那里得到許多教誨。有時候先生會即興做詩，讓我翻成短歌。 與不會講日語的許夫人的談話，便由先生來翻譯。 愉快的交往由于上海事變而一時中斷。7

通過山本初枝的回憶文章可知，正是因為魯迅能夠講日語，才促使山本初枝這樣的普通讀者到魯迅家中拜訪，魯迅還能夠居間給夫人許廣平做翻譯。以魯迅為中心的日本文學關系運轉暢通，所以是魯迅，除了魯迅思想的深刻程度之外，日語也是一個先決條件。假如魯迅沒有留學日本，假如魯迅不精通日語，可能這個文學關系就無法運轉起來。

日本645年“大化改新”導入中國漢唐文物制度，出現(xiàn)了以學習和研讀中國典籍為主要目的的漢學。進入江戶時代，漢字中國典籍的研讀、消化、吸收達到頂峰，基于共同的漢字文化基礎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但自明治維新之后，日本開始掉轉船頭努力向西方學習，出現(xiàn)了新型漢學，即以京都學派為代表的“支那學”：一方面?zhèn)鹘y(tǒng)漢學的文獻實證的方法，另一方面吸收了德國、法國漢學的思想方法，使日本中國學知識生產在20世紀前期達到了足以與歐洲中國學相抗衡的水準。例如，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轉變”的概念，后來宮崎市定等由此發(fā)展出“東洋的近世”和“宋代資本主義”等論題都是這種日本漢學研究水平的代表。歷史悠久的漢字文化圈，或者說儒教文化圈，將儒家道德建構成為東亞社會共同的精神財產。盡管19世紀中葉西方的強勢入侵，東亞原有的政治、經濟共同體逐漸分崩離析，但在文化思想方面依然頑強留著共同的歷史記憶。這大概是魯迅在20世紀東亞地區(qū)得以深入人心而傳播久遠的歷史背景。

第三，21世紀的日本讀者眼中的魯迅，依舊保存這種關系的影子。劉柏青在《魯迅與日本文學》一書中介紹了自己在1983年參加一次仙臺市民的魯迅學習會，其中幾十人參加，絕大多數是家庭主婦，少數人是退休的職工。劉柏青向其中的幾個人提問“為什么喜愛魯迅？”三個人做了不同的回答。一個說，魯迅是偉大中國文化的代表，我尊崇偉大的中國文化，所以喜愛魯迅。第二個人說，在中學讀過魯迅的《藤野先生》，深為魯迅對藤野先生的感情所打動，同時也感到日中兩國人民應該像魯迅和藤野先生那樣真誠友好。第三個回答說，日本戰(zhàn)敗以后就開始讀魯迅的作品，覺得魯迅那些富有戰(zhàn)斗性的作品，最能擊中日本的要害，所以很喜愛魯迅。這三個人的即席談話很能代表日本人民對魯迅的感情和看法。⑧通過這段介紹可知，1980年代依舊保持著1920年的讀者感情。

而到了21世紀，這種讀者感情依舊存在。筆者依據日本的依據日本影響最大的兩個讀者平臺，読書メーター（Bookmeter）和ブクログ（Booklog）以“魯迅”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發(fā)現(xiàn)，在新世紀十年間仍有469人在閱讀魯迅作品，并分別發(fā)布評論，2012—2018年是評論高峰期，具體時間如下圖1。

圖1：新世紀10年魯迅的讀者評價趨勢（2004—2023）

讀者的職業(yè)身份有大學生、高中生、教師、普通公司職員、服務業(yè)從業(yè)者等，其中大學生有43人，占9.1%。在性別分布上，男性讀者占70.5%，女性讀者占29.4%，讀者年齡層跨度從20歲到67歲不等，其中30—39歲的比例最高，占44.9%。在文化標志詞方面，有52人提到了“革命”一詞，有23位讀者提及“清代”，有17人提及“儒教、儒家”，有10人提及“辮子”，有9人提及“封建”。可見通過魯迅反思歷史的特征明顯。

在閱讀體驗方面，有157人表達了自己對魯迅的看法，其中26位讀者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新鮮、獨特、沖擊”等詞語來形容他們的閱讀感受。其中有58人表示對魯迅作品感到“不理解”或“很難懂”，占讀者比重的12%。這一現(xiàn)象表明，隨著時代的變遷，1920年代的魯迅作品在21世紀的日本讀者中難免會產生一定的時代疏離感。

二、莫言的日本文學關系

筆者依據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整理了莫言與日本翻譯家、評論家和出版人、日本讀者的文學關系，發(fā)現(xiàn)莫言與魯迅的日本文學關系，其不同點有三：首先體現(xiàn)在人數總量較少，大約為50人，遠遠低于魯迅的300人；其次是建構文學關系的語言文字之橋，例如19世紀之前依托漢字筆談和1920年代魯迅時期依托日語的直接溝通被翻譯取而代之；最后不僅罕見日本讀者與莫言直接溝通的案例，而且大量莫言作品的日譯本，如果沒有注釋的話，是無法完全讀懂的，而且在日語譯本中也出現(xiàn)了誤譯。

第一是日本中國文學的研究專家發(fā)現(xiàn)了莫言，并開始介紹給日本讀者。因為日本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學者同時兼翻譯家、批評家，因此推動了莫言作品在日本的翻譯與出版，這個因素非常明顯。根據林敏潔的研究文章梳理，具體如下：日本對莫言作品的譯介始于1986年，4月，近藤直子在《中國語》（大修館）第316期發(fā)表《莫言的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7月，井口晃在《東方》雜志介紹《金發(fā)嬰兒》；1987年9月，萩野修二在《季刊中國研究》發(fā)表《向綠色的挑戰(zhàn)：從張潔到阿城再向莫言》。1988年是重要轉折點。白井啟介在《烏其山季刊》第21號發(fā)表《野生橫溢——從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到電影〈紅高粱〉》，恰逢電影《紅高粱》獲柏林金熊獎；4月，井口晃翻譯的《枯河》成為莫言首部日譯作品。1989年3月，藤井省三在《Eureka》發(fā)表《中國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莫言》，并翻譯《秋水》收入《中國幻想小說集》；同年4月至1990年10月，井口晃完成《紅高粱》兩卷譯本。藤井省三在共同通信社發(fā)表的書評，成為日本主流媒體對《紅高粱》的唯一評論。⑨

藤井省三作為莫言作品的重要譯者，最初通過書信聯(lián)系獲得翻譯授權，由此開啟兩人友誼。1991年他在北京專訪莫言后，相繼翻譯出版《從中國的村里來》（1991）和《懷抱鮮花的女人》（1992）兩部短篇集，將莫言引入日本主流媒體的視野。1996年翻譯《酒國》期間，藤井專程造訪莫言高密老家。正是通過藤井的引介，莫言開始與日本文學家之間建立了初步的文學關系。

1999年莫言首次訪日，先后出席關西中日關系研究會和京都大學活動，引發(fā)日本媒體關注。2000年，他在中國社科院初會大江健三郎；2002年，經毛丹青陪同翻譯，大江專程回訪莫言高密故鄉(xiāng)。

莫言與另一位日本譯者吉田富夫的關系也是通過中國旅日學者毛丹青的介紹。莫言與日本譯者吉田富夫的相識始于1997年《豐乳肥臀》的翻譯合作。經旅日學者毛丹青引薦后，吉田赴京時，莫言特意騎自行車前往酒店會面。吉田回憶：“我到了北京給莫言打電話，他騎了自行車到飯店同我談話。只談了半小時，因為大家都是農民出身吧，我懂他，他也懂我，他也可能是直覺，感到這可能是個有同樣境遇的人。另外，坦率地說，我的漢語好像比較容易被他接受，他問我，你的漢語在哪學的，我想他大概是認可了我的漢語，我很高興。”⑩吉田富夫翻譯了莫言的五部長篇及兩本中短篇集。2003年莫言赴日本出席《檀香刑》日文版發(fā)布儀式之后，毛丹青又促成了莫言到吉田富夫的廣島老家訪問11。2012年，莫言在參加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時邀請了吉田富夫同去瑞典現(xiàn)場。

莫言在日本的文學關系，完全是由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學者、譯者以及文學批評家發(fā)起并推動的，以藤井省三、吉田富夫為代表的譯者兼具學者身份，憑借深厚的中文造詣與莫言建立直接對話，這種作者與譯者的深度互動成為作品傳播的關鍵。同時，旅日學者毛丹青等人在促進莫言與日本文學界的交流中發(fā)揮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第二是莫言作品的日語譯本也出現(xiàn)了誤譯，這表明中日文學關系的運轉不再像之前那樣暢通。朱芬曾詳細地闡釋過在一個漢字文化圈內的中日文學作品翻譯的便利性，與莫言作品英語翻譯之間的不同，那就是大量漢字可以直接平移到日語中間去。例如“福生堂”（福生堂）、“司馬亭”（司馬亭）、“藍臉”（藍瞼）、“小日本”（小日本）等，正如莫言作品的日語譯者吉田富夫所說的：“莫言的對句，四字成語，這些在日語中還是有一定辦法的，在英語中就很困難了吧。用英語可能只能表達60%左右吧，日語的話，我覺得可能表達90%到95%左右吧?！?2

盡管如此，在長期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專家筆下，莫言作品中還是出現(xiàn)了一些誤譯。比如莫言作品的《蒼蠅·門牙》中有一段話出現(xiàn)了“落湯雞”一詞，吉田富夫將“落湯雞”翻譯成為“落蕩鷄”（スープに落ちた鶏=ずぶぬれの形容）13，該例子是典型的日文漢字與中文漢字相同，但是意義發(fā)生了變化，變成了“放在水里煮的雞”，與原文中形容“渾身濕透”的意義相去甚遠。這種中日文漢字一樣，而實際上漢字意義中日之間有不同的理解，是長期以來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意義陷阱”，對于一些長期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專家、學者而言，是一項基本功。然而，即使是莫言作品最重要的日語譯者吉田富夫都出現(xiàn)了理解上的偏差，更不用說普通日本讀者對莫言作品所描繪世界的閱讀和認知了。

第三是莫言與日本讀者的文學關系，魯迅時期的直接溝通與互動消失了，莫言與日本讀者的文學互動僅通過日語翻譯作品。日本佛教大學的旅日學者李冬木教授，介紹了一位年紀70歲以上的日本讀者閱讀《透明的紅蘿卜》讀后感。

近代作品我讀過魯迅的《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巖波書店），那是竹內好的著名的翻譯。魯迅的小說曾經令我著迷。后來我又讀過周作人和汪曾祺等人的隨筆，讓我感到溫馨與祥和。

2012 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讓我開始關注中國的當代文學?！易罱K選定《透明的紅蘿卜》。因為這篇作品在莫言投身創(chuàng)作以后，是一部很令人矚目的作品。不管怎樣，我決定先讀藤井省三的譯本。讀過之后我覺得有些地方我還是吃不透，就又把原作找來讀。14

這位70多歲日本讀者的閱讀體驗，體現(xiàn)了中國文學在日本讀者中間的接受歷史脈絡，那就是從四大名著為代表的中國文學經典的文化底色基礎上，一路貫穿下來，經由魯迅而到莫言，從三國英雄的“痛快淋漓”到魯迅的“令我著迷”，而到了莫言時代，則已經完全變得“吃不透”“還有讀偏”的地方。文學關系的圓環(huán)已經變得遲滯、隔膜起來。

日本讀者對于莫言作品的閱讀體驗的隔膜，再次體現(xiàn)在對日本兩大書評網站中。筆者依舊依據Bookmeter和Booklog兩大日本讀者閱讀平臺，梳理了截至2023年10月的莫言部分作品的讀者評論，獲得了396條。通過年齡、閱讀態(tài)度、認知與接受的關鍵詞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莫言作品的讀者年齡上以30—39歲為最多，占39.7%。從性別上看，男性讀者占總數的65.1%，女性讀者占34.8%。讀者的職業(yè)則涉及多領域，有普通公司職員、技術人員，也有大學生、家庭主婦等。

圖2：莫言作品的日本讀者評價數量趨勢（2008—2023）

從讀者獲得莫言作品的途徑來看，有69人提到“諾貝文學獎”，占讀者總數的17.4%。有15人提到了張藝謀的電影，日本知名漢學家谷川毅表示，是電影把莫言帶進了日本，“根據莫言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在日本很受歡迎，他的小說也隨之開始引起注意，所以，他進入日本比較早”15。然而，無論如何，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仍然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推動因素，它促使中國文學的影響力從少數研究者和譯者的精英層面，擴展到了普通讀者的大眾層面。

這從莫言作品的藝術評價的詞匯和閱讀體驗方面也能夠得到驗證。其中有32人提到了“魔幻現(xiàn)實主義”，有22名讀者提到了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家“馬爾克斯”。在莫言作品的閱讀體驗上，有69名讀者在談到閱讀感受時會認為作品“血腥、暴力、殘暴、殘酷、恐怖”，占總數的17.4%。作品中對于一些殘酷場面栩栩如生的描寫，讓讀者覺得有很強的“臨場感”，但“內心感到難以忍受”。

在文化標志詞的理解與認知方面，充分體現(xiàn)了日本讀者對于中國文學的隔膜。比如有46人提及“高粱”一詞，占讀者總數的11.6%?！案吡弧边@種農作物是中國北方民眾的主食之一，過去因為這種植物產量高、生命力強而廣泛種植，而在21世紀的中國重要的用途之一就是釀酒。而日語中用片假名“モロコシ”表示高粱的含義，雖有漢字“高粱”之意，但《日語國語大辭典》中對“高粱”的解釋為“（中國音から） モロコシの一種。主に中國東北部、朝鮮北部の乾燥地帯で栽培される。多くの栽培品種がある”。日本的主要農作物是水稻，飲食結構主要以米飯和面食為主，在普通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并非常見農作物。而莫言作品的“紅高粱”突出了“紅色”，是一種原始生命力的見證貫穿于作品始終，對于生活在21世紀高度城市化的日本讀者來說，這可能是一個難以完全理解和感同身受的文化詞語。

三、劉慈欣的日本文學關系

劉慈欣的《三體》是為中國當代文學贏得國際聲望的一個標志性作品?！度w》英譯本由華裔作家劉宇昆翻譯后，美國托爾出版社2014年面向全世界推出《三體》英文版，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統(tǒng)計，《三體》第一部全球收藏圖書為2302家，第二部《黑暗森林》為1502家，第三部《死神永生》為1557家，共計5361家，創(chuàng)造了中國圖書譯著的最高館藏紀錄。其中專業(yè)研究型圖書館為3542家，占比為66.1%，而公共圖書館為1819家，占比為33.9%。這表明《三體》已經進入了美國主流社會。在讀者人群數量方面，從2014年11月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共有135500名讀者在亞馬遜、世界最大的讀者平臺Goodreads上撰寫了評論，參與評分的讀者數量為538612人，創(chuàng)造了中國當代文學譯著海外讀者反饋最多的歷史記錄。在眾多的讀者中間，有許多是西方社會的精英階層。如2017年1月17日，由美國托爾出版社的網站上，披露了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對于劉慈欣的《三體》的評價，認為“非常有趣，極具想象力”；美國著名專欄作家邁克爾·雷斯尼克（Michael Resnick）認為“《三體》值得所有人為之喝彩”；美國“極光獎”獲得者埃里克·崔（Eric Choi）認為，“《三體》的科學幻想傳奇，體現(xiàn)在一個引人入勝、獨特的中國環(huán)境中。劉慈欣的小說抓住了所有西方讀者”。在專業(yè)研究、書評方面，包含英國《衛(wèi)報》《每日電訊》《海峽時報》，美國《華爾街日報》《芝加哥論壇報》《大西洋月刊》《紐約客》《洛杉磯時報》，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澳大利亞人報》主流媒體、專業(yè)科幻類媒體、物理學類等專業(yè)媒體上的書評、報道，截至2023年，僅在道瓊斯媒體數據庫（Factiva）中檢索就約有4005條，開創(chuàng)了中國當代文學圖書在西方媒體被大規(guī)模報道的最高紀錄。

《三體》在歐美世界的巨大影響，當然也會在日本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度w》系列日譯本出版晚于英譯本5年，三部曲全集于2021年5月與日本讀者見面，均由日本早川書房出版。根據早川書房的統(tǒng)計數據，《三體》系列在日本的紙質和電子書籍銷售量高達 65 萬冊。而傳統(tǒng)中國文學作品在日本一次的印刷出版量通常是三四千冊，且再版機會很少，可見《三體》系列已經成為日本現(xiàn)象級文學事件。

第一，劉慈欣作品與日本出版人、譯者、評論家的文學關系，加入了一層英語的中介橋梁，即英語與日語之間的翻譯，而不是像魯迅、莫言作品一樣直接從漢語翻譯成日語。根據盧東麗的研究可知，日本譯者、出版社、讀者、媒體之所以高度關注劉宇昆的科幻文學作品，日本媒體大力宣傳英語世界對《三體》系列及劉宇昆英譯的高度評價，源于日本本土語境中的出版社、媒體、評論家、譯者等多年來主動移植英語世界語境話語的行為高度相關。英語世界評價較高的作品，就會在日本市場上獲得高度關注。這種唯西方“馬首是瞻”的日本文化語境，是劉慈欣《三體》系列在日本獲得巨大成功的關鍵。

這主要體現(xiàn)在劉慈欣作品的日語譯者團隊，采用了英日、日漢兩種模式，而不是魯迅、莫言的漢語/日語模式。在早川書房的解讀中，以山口晶為代表的出版人受眾希望向讀者提供一部真正意義的“科幻文學”，而非“翻譯文學”，這促使出版社發(fā)揮專業(yè)媒介資源，主動“招募”英/日翻譯家大森望加入《三體》系列的翻譯團隊，對照劉宇昆和周華的英譯本及漢/日譯本初稿進行改寫。繼第一部之后，漢/日翻譯家立原透耶、上原香、泊功也參與到后兩部的翻譯中，形成英/日科幻文學譯者和漢/日文學譯者構成的譯者群落。英/日譯者大森望有著對科幻文學的敏銳觸覺，能夠迎合偏好歐美科幻作品的日本讀者的閱讀審美，而漢/日譯者則彌補了英/日譯者在中國文化元素認知上的缺陷。盧東麗將之稱為全新的譯者合作模式，其實這種模式更增加了中日文學關系的隔膜與阻隔。16

第二，劉慈欣與日本讀者之間的文學關系完全依托商業(yè)化、市場化的推廣方式，沒有了魯迅的普通讀者與作家之間直接的溝通，也沒有了莫言與日本作家、日語譯者之間的私人友誼。劉慈欣與日本的媒體見面、簽售會等都是市場化、商業(yè)化的安排。比如2019年10月10日，劉慈欣到日本參加《三體》多家書店的簽售會，并接受了《每日新聞》《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讀賣新聞》四家重要媒體的采訪；2019年10月13日又參加了日本埼玉大學的研討會，談論了科幻的想象力與科學技術的話題。實際上，早在《三體》日文版上市不久，就有多家日本媒體（如《中日新聞》、鉆石社等）在中國采訪過劉慈欣。2020年，劉慈欣以錄像的形式“出席”日本電視臺的欄目“世界SF作家會議”，參加節(jié)目的日本科幻作家還有新井素子、沖方丁、藤井太洋等人，但是沒有劉慈欣與日本科幻作家之間的關系報道。2020年劉慈欣以視頻通話的形式，接受過《朝日新聞》的采訪，但主要談論的是“新冠疫情”的問題，并無作家及作品間的溝通。2021年，劉慈欣與《三體》系列的日本譯者之一大森望進行線上對談，討論了《三體》系列作品《黑暗永生》的內容，也對科幻小說的未來進行了展望。

讀書會一直是日本社會長期自發(fā)組織的一種社交形式，這種讀書會可以以一部作家或者作品為主進行組織，也可以以一個地區(qū)、一個街道的名義進行組織。例如日本大大小小讀書會中，不僅有《論語》讀書會、朱熹讀書會的中國哲學經典，也有《三國演義》等四大名著，白居易、王維詩歌欣賞會，還有魯迅讀書會、殘雪讀書會等現(xiàn)當代文學名家。特別是近些年，日本年輕人也越來越關注讀書會這種形式?！度w》在日本市場進行銷售推廣時，很快就進入了一些讀書會的書單中。2019年7月，日本埼玉市的讀者俱樂部就在市民會館組織了一場《三體》讀書會。疫情期間舉辦的多個大大小小的線上、線下多種形式讀書會活動，《三體》都有提及。直到2022年中國作家協(xié)會支持創(chuàng)辦的“中國文學讀者俱樂部”在日本舉辦了首次活動，中日多位科幻作家出席了活動。

從總體上看，（或有疫情的影響）中日科幻文學圈的交流未能達到以往文學圈的作者之間理想的交流互動頻率。商業(yè)化、市場化的溝通方式，是劉慈欣作品與日本讀者之間的唯一方式，這一點與魯迅、莫言有很大的差別。

第三，日本讀者眼中的劉慈欣。本文梳理了日本書評網站Bookmeter上《三體》截至2023年10月的全部評論數據，在對數據進行有效性分析后共得到366條評論。發(fā)現(xiàn)劉慈欣的讀者年齡與魯迅、莫言的稍有區(qū)別，主要讀者以青年人為主，其中30歲以下的讀者占14.8%，30—39歲的占37.2%，40—49歲的占21.6%，50—59歲的占17.8%，60歲及以上的占8.7%， 在性別上，劉慈欣日本讀者的男女比例分別為83.9%和16.1%，仍然是以男性居多。從讀者的職業(yè)上來看，IT相關的從業(yè)人員有42人，占比11.4%，明顯要比莫言的讀者職業(yè)有所區(qū)別。而從讀者的現(xiàn)居地來看，位于東京都的讀者明顯高于其他都道府縣。這是劉慈欣讀者與魯迅莫言讀者最大的不同。

對于劉慈欣作品語言的評價方面，有58人表示作品主旨“宏大”，感受到了“中國科幻”的魅力，有讀者直接表示“用驚人的篇幅描寫了宇宙規(guī)模宏大的物理學SF”“被故事的宏大所震撼”，還有讀者覺得自己“被跨越多個時間展開的故事和規(guī)模宏大的世界觀所吸引”。可以看出，日本讀者對《三體》本身的結構、敘事等評價很高。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讀者提到了譯文的問題，對于大森望的翻譯，讀者既有“很驚訝翻譯這么容易讀懂，以后的作品也很期待”的感嘆，也有表示太“難懂”，難懂的原因主要在于物理名詞太多、中文譯名難記等層面。雖然科幻文學在日本有著良好的發(fā)展勢頭和發(fā)展歷史，但對科學、科幻類名詞的翻譯則使用外來語（通常為片假名），日語的語言體系中并沒有一套系統(tǒng)的、完整的漢字表達和平假名來表述，并且《三體》系列的翻譯是以間接翻譯、合作翻譯的方式。對于某些在日語中有對應漢字的詞，譯者也根據英譯本進行日譯，例如將“天體物理學”譯為“アストロフィジカル”，這是由于英譯本中使用了“Astrophysics”一詞，這類詞的直接替換使得漢字缺席，原本同屬于一個漢字文化圈的讀者被割裂開來。類似的詞語、句子比比皆是，譯者方面可能考量了歸化的翻譯方式更契合日本讀者的閱讀語境，且該翻譯方式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不得不說，在科幻類文學的日譯過程中，漢字逐漸淡出日本讀者的視線，原本同屬于一個漢字文化圈的人群正在被有意無意地分裂開來。

在日本讀者提及的文化標志詞方面，主要關鍵詞集中在歷史、宗教、文化等領域，分布較為零散（其中“科學”和“物理”共被提及130次、“宏大”45次、“硬科幻”12次）。相較之下，讀者對文本本身的喜愛與好奇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評論中出現(xiàn)頻次極高的是有關政治、政策的關鍵詞，高達96人，占讀者總數的26.2%。日本讀者對莫言與劉慈欣作品中政治制度類詞匯的高度關注，折射出其深受西方視角影響的中國文學閱讀范式。這一現(xiàn)象在劉慈欣《三體》的日本傳播中尤為顯著——日譯本出版社在亞馬遜商品頁將“文化大革命”置于內容簡介首位，既反映出西方主流輿論的滲透，也凸顯了出版機構作為“文化把關人”對讀者認知的塑造作用。

結語

通過魯迅、莫言、劉慈欣的日本文學關系，其中主要是作品與讀者之間的關系梳理發(fā)現(xiàn)，一個確定的結論是，中日文學關系從一百多年前通過漢字筆談的直抒胸臆，到1920年代因為魯迅精通日語，可以廣泛接觸日本的作家、批評家甚至到普通讀者，而到了1990年代莫言時代，必須通過旅日學者、中國文學研究專家的精英人群才能獲得日本廣大讀者的閱讀、認知與接受，甚至連這種精英人群對于莫言作品的翻譯也出現(xiàn)了誤解，表明中日文學關系已經出現(xiàn)了疏離；而到了2019年劉慈欣《三體》作品與日本讀者之間，完全需要借助歐美文學市場上的“雨果獎”的推動，昔日作家之間、作品與讀者之間的友誼完全變成了一種商業(yè)行為，從疏離到隔膜，中日文學關系的變遷是加速度的，中日文學關系的運轉已經從暢通轉變成遲滯甚至阻隔。不能不說，從日本的中國文學讀者來看，日本這個離中國大陸最近的國家，正在逐步遠離中華文化圈，而日益成為一個具有東方面孔的西方國家。

中日文學關系為什么會發(fā)生這種變遷？是什么因素所導致的？有什么辦法可以彌補？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其實不僅僅是采取哪種文學批評標準看待文學的使命與責任問題，在這個問題的背后，仍是西方文化與基于漢字文化圈所形成的東方文化孰優(yōu)孰劣的認知問題。這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界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研究課題。以筆者的粗略觀察，大致可以梳理出如下幾條研究脈絡。

第一是以日本為方法重新認知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使命、責任以及未來發(fā)展方向。日本從“徐福東渡”到遣隋使、遣唐使的往來交流，數千年的日本文化發(fā)展一直以中國為核心。然而近代日本的發(fā)展道路走的是一條“脫亞入歐”之路，從 “黑船來航”（1853年）之后，日本開始提倡西學，甲午之戰(zhàn)清王朝的落敗，促使日本明治維新（1868年）之后，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進一步向西方靠攏。而到了在1945年戰(zhàn)敗之后，美國對日本軍事占領的同時，徹底地對日本進行了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面改造。中日文學關系的巨變，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驅動力就是西方文化對于日本的影響。

然而對于日本民族文化的建構而言，日本文學在脫離了漢字文化圈的影響之后，到底對于日本民族的社會心理塑造與民族性格的建構，起到了哪些作用？這些作用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如何認知西方文化借“自由”之名行“巧取豪奪”的叢林法則之實，以“人性”之名放縱人的貪欲，而全然不顧人類道德與社會秩序的危害？日本近代200年間接受西方文化的發(fā)展道路中，從清代的甲午之戰(zhàn)到1937年的侵華戰(zhàn)爭，一再出現(xiàn)“侵略”“霸權”的影子，很難說與西方文化沒有關系。時至21世紀的日本文化呈現(xiàn)在世界面前的，不是支離破碎的動漫，就是光怪陸離的玄幻推理，除了為娛樂而娛樂的沉淪和頹廢，看不到日本民族文化的獨特貢獻。當然，對于日本擺脫漢字文化圈影響的發(fā)展道路評估，還需要更為深入的系統(tǒng)研究，不可能這樣簡單而武斷地下結論，然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對于日本近代以來極力主張“去漢字化”，希冀擺脫漢字文化圈數千年的傳統(tǒng)影響之后，西方文化對于日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思想文化、歷史傳統(tǒng)的破壞影響程度的研究，以日本為鏡鑒，重新認知中華文化的當代價值，認知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使命、責任以及未來發(fā)展方向，這一點無疑十分重要的。

第二是研究中日文學關系史，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如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yè)發(fā)揮應有的作用，無疑是具有一定的借鑒、啟示作用。2014年筆者委托在日本長崎大學的周國強教授，對該校136名大學生進行了一次“中國認知”的問卷調查，這些青年人的年齡都在24歲以下，對于哪個城市是中國首都，居然有人填寫的是“深圳”，對于中國名人，提及最多的是“成龍”。這樣一個案例，足以說明中日青年人之間的交流溝通之隔膜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本文通過文學關系的維度梳理，再次驗證了上述判斷。中日文學關系隨著時代的演進，一方面是中日兩國作家之間主動交流與溝通的河床逐漸變窄，另一方面是日本讀者面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退縮，從“尚古”越來越轉向“崇西”。不得不說，中日文學關系從原本共屬同一漢字文化圈的流暢運轉，到日漸疏離以至于產生阻隔，對于數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而包含日本、韓國在內的中國亞洲周邊國家，都是中國搬不走的近鄰。加大對于中日文化交流歷史的研究，從中吸取歷史的方法、經驗，主動地恢復中日文學關系，重新恢復中華文化在亞洲漢字文化圈的中心地位，也是中國文學界迫在眉睫的歷史使命。

注釋：

1 劉雨珍：《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匯編》（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2—453頁。

2 新居格「魯迅の印象」“心の響き”、道統(tǒng)社、1942年。

3 蔣永國：《增田涉的魯迅譯介和〈魯迅傳〉的相關問題》，《關東學刊》2021年第1期。

4 熊文莉：《日本中國文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頁。

5 李浩：《內山完造：上海時期魯迅與日本人交往的中介》，《內山完造紀念集》，王錫榮主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頁。

6 李冬木：《回歸魯迅》，《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4期。

7 王錫榮：《那些與魯迅交往的日本人》,《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4期。

8 劉柏青：《魯迅與日本文學》，吉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頁。

9 林敏潔：《莫言文學在日本的接受與傳播——兼論其與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關系》，《文學評論》2015年第6期。

10 朱芬：《莫言作品走進日本的引渡者——翻譯家吉田富夫訪談錄》，《東方翻譯》2014年第6期。

11徐明徽：《一個日本翻譯家眼中的莫言》，引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4025。

12 13 朱芬：《莫言作品在日本——文本旅行與文化越界》，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16—117、120頁。

14 李冬木：《從魯迅到莫言——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在日本》，《東岳論叢》2014年第12期。

15 王研：《日本文學界只關注三位中國作家：莫言、閻連科和殘雪》，《遼寧日報》2009年10月19日。

16 盧冬麗：《〈三體〉系列在日本的復合性譯介生成》，《外語教學與研究》2022年第9期。

[作者單位：何明星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新疆大學，趙霞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