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們給看老了?！边@是遲子建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的開頭。這句飽含滄桑的話語緩緩而出，內蘊著一種經由悠長歲月積淀而成的安靜與強勁的力量。我仿佛看到在高山密林深處的帳篷中，一個守著火塘，坐在狍皮褥子上的老人一動不動，帳篷外萬籟俱寂，除了風吹過樹葉的聲響。突然，她張開了嘴，開始為我們娓娓講述來自額爾古納河的故事。

額爾古納河右岸是一塊怎樣的土地？我曾多次試圖在想象中觸摸它。這里群山起伏綿延，透亮的白云在山頂或山腰縈繞飄蕩；這里林木高大，枝葉繁茂，有些甚至可以遮蔽無處不在的陽光；這里的河流是清澈的，以寬闊的額爾古納河為掌心，延伸出許多手指般的支流，每天都在歡快地流淌；這里的動物密布每個角落，千百年來自由地繁衍生息，與山野自成一體。

毫無疑問，這是充滿魅力的隱秘富饒之地。居于此的鄂溫克族人不論男女幼長，無不樸實勤勞，善良團結，同時又堅強勇敢，無所畏懼，在他們的身上，展現(xiàn)著如草木般野蠻生長的蓬勃生命力。小說開頭便已告知，他們與雨雪、與自然萬物相融，共生共處，他們是萬物中的一分子。在額爾古納河的右岸，人，緊緊鑲嵌在大自然的運轉鏈條之中。當然，這并不是暗指人類的渺小，而是揭示了人之為人的本然。

當我們回歸自然當中，如何與之相處，進而確認自身，就成了最為緊要的事。在《額爾古納河右岸》里的鄂溫克族人眼中，大自然從來不是被征服者，而是他們與之相依相伴的命運共同體。大自然中，不論是大至黑熊、堪達罕，小至野雞、灰鼠等動物，還是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有著生命和靈魂。當他們殺死動物時，會為動物做葬儀，并且獻祭給瑪魯神，否則動物的肉是不潔凈的；當他們生火時，他們不會砍伐鮮樹，而是撿拾自然脫落的干枯樹枝。他們遷移營地時，會把挖火塘和搭建帳篷的坑填平，并把垃圾深埋，這些地方不會因為住過人而長出傷疤，散發(fā)垃圾的氣息。這里是一個有情的世界，他們對自然充滿了樸素的深情，并以看似原始的方式形塑著自洽的文明，從而構成了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妙畫卷。

人類對自然的敬畏以及對生命的敬重，是和諧共生的基礎與要義。大自然中的神靈很多，除了鄂溫克族信奉的瑪魯神外，火有火神，古老的大樹也有樹神。甚至當人死后，也會化作動物，譬如瑪利亞的父親林克被雷電帶走，她相信父親的靈魂隱藏在了雷電之中，母親達瑪拉死后則化成一條蛇與族人交流，所以可謂萬物有靈。當他們狩獵時，面對哺育幼崽的動物，他們選擇不傷害；當他們采擷種子時，選擇適度，從不過分索取。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有兩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們一男一女，一個被稱作尼都薩滿，一個被稱作妮浩薩滿，他們以特有的方式與天地溝通。在他們的身上，閃耀著不惜犧牲自我與家人也要救死扶傷的人性光輝。只是這份救助太令人心疼，尼都薩滿救活了列娜，用的是一頭小馴鹿的生命，而列娜最終在小馴鹿媽媽的身上睡著、跌落、凍死。妮浩薩滿作為母親，救活了別人的孩子，搭上的卻是自己孩子的生命。這是自然界冥冥中注定的平衡，也是人類與自然的無言契約，在這些簡單卻又深切的哲理與法則之下，是人心深處的敬畏與敬重。

額爾古納河右岸優(yōu)美迷人，但生存于其中又充滿了太多難以預料的困難與危險。作者描寫了許多的人物，他們中的大多數死于意外。作為故事講述者的瑪利亞，姐姐列娜死于馴鹿的報復；父親林克死于雷電；兩任丈夫，分別死于暴風雪和與黑熊的搏斗中；兩任薩滿，一個死于與日本人的抗爭，一個死于儀式之中，真正善終者少之又少。作者是通過死亡告知我們生存之惡劣嗎？是，但又不盡然。死亡固然可怕，但是真正可怕的則是我們面對死亡時的態(tài)度。作品中的鄂溫克族人在死亡面前，超然淡定，哀而不傷。他們滿含熱淚送別自己的親人與朋友，又再次堅定踏上人生的旅途，這是鄂溫克人對自然規(guī)律的服從，也是他們告知我們的人生信念。作品中，作者賦予了人物的死亡以尊嚴，在她的筆下，每個人的存在各有價值，每個人的離去也都有意義。他們死后雖然在風葬中散去，但是空中留下了不絕的回響，這是作者告知我們的書寫法度。

今年是《額爾古納河右岸》一書出版的第二十個年頭，時間并沒有黯淡它的光彩，反倒令其在時光的擦拭下愈發(fā)熠熠生輝。創(chuàng)作之初，作者曾說，“我其實想借助那片廣袤的山林和游獵在山林中的這支以飼養(yǎng)馴鹿為生的部落，寫出人類文明進程中所遇到的尷尬、悲哀和無奈”。所以，它所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的史詩，更是一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挽歌。一部優(yōu)秀的作品都會擁有一種特質，即無論在何時閱讀都能引發(fā)思索與共鳴。它所擁有的現(xiàn)實意義，或許有些會因不同時代背景的解讀而流失，但更多的則會留存，并永恒存在于天空與大地之間的人世間。二十年后，這部作品依然響亮地提醒我們如何與自然相處、如何面對死亡、如何構建民族的文明與品格等問題。

瑪利亞曾經和丈夫瓦羅加就孩子上學的問題有過一場爭執(zhí)，瓦羅加認為孩子應該在學堂里學習，有了知識，才會有眼界看到這世界的光明。而瑪利亞則認為孩子應該在山里認得各種動植物，懂得與它們和睦相處，看得出風霜雨雪變幻的征兆。她不相信從書本上可以學來一個光明的世界，而是堅信光明在巖石畫上，在一棵連著一棵的樹木上，在花朵的露珠上，在帳篷尖頂的星光上，在馴鹿的犄角上。當我們二十年后再來面對這場關于光明的辯論，又該作何感想？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講，光明不僅僅在于瑪利亞與瓦羅加所各執(zhí)的一端，更應該藏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中。不可否認，這就是一種文明的進步。但是人類文明真正持久有力的進步，必然建立在對自然的敬畏與生命的敬重之上，這就像書中火塘里從未熄滅的火種。

（作者系《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