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作家、新聞人李培禹的人物散文集《留戀的張望：副刊主編與文化名家》即將出版，我便熱切地張望著。拿到書，我就迫不及待地閱讀，從晨曦乍現(xiàn)，讀到暮色西沉，在無邊的感動中，竟老淚縱橫。我的心被他的文字燙得一片柔軟，這不是一部普通的散文集，而是一部心靈之書、至情之書甚至人生凈化之書。

這部書不僅僅是用來看的，還是用來品的。這不禁讓我想到英國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在《文學批評的革命者》中所說，對一本你所遇到的有用之書（文學文本）的認真閱讀（細讀），是一種深刻的道德行為，而不僅僅是一次普通的文化行旅。這緣于作者與他筆下人物“同在”的“本源性”。

李培禹是業(yè)界為人熟知的記者，曾五度獲得“中國新聞獎”，后又擔任報社副刊部主任。因而，他有緣與文學的優(yōu)秀者相遇，對這些文化名家且學習、且感知、且體悟，把這些人物的品質(zhì)、品格、品性，作為養(yǎng)料，吸收、消化，并化為自己的血肉與骨骼。因而，他與筆下的人物是一種共生的關系，甚至是一種互文、互證的關系。

譬如他寫臧克家——

他很小的時候，就與臧克家先生交往，既通信，也會面。老詩人的熱心與謙和，融化了年齡之間的“隔膜”，他們成了忘年交。遂有了極為生活化的交流，既談詩，也談個人與他人、個人與時代的關系。經(jīng)由臧克家的濡染和引領，李培禹自然而然地經(jīng)歷了“讀詩·品詩·寫詩”的詩歌之旅。

進入新的世紀，詩壇一度流行對現(xiàn)代主義的追逐。李培禹卻不聞風而動，他堅信，客觀性、現(xiàn)實性、時代性、人民性和社會性是詩歌的基點和本源，也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大道。因而他在物象、世象、心象這三個維度上覓詩。這就使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取材廣泛、形式多樣、情思紛繁，好像無處不詩、無時不詩——他率性擷取，神采飛揚，快樂地歌唱。這樣的風格，在他的詩集《失去》中得以充分體現(xiàn)。他之所以有這樣的詩歌氣象，蓋因為有與大詩人臧克家交往的來路。

譬如他寫王洛賓——

1995年初，他到新疆采訪，由新疆作家李樺引薦，拜訪了仰慕已久的“西部歌王”王洛賓。洛賓老人請他們吃正宗的新疆風味美食，還把他們扯進他的創(chuàng)作間。情動之下，洛賓老人竟把埋藏在他心中多年的一個心愿和盤托出：很希望在他藝術生涯抵達60周年之際，能在首都的舞臺上“亮相”。

王洛賓青年時代即投身大西北，一生搜集、整理、翻譯、編配、創(chuàng)作了近千首西部民歌。許多歌曲被傳唱了半個世紀后，人們才知道在這些優(yōu)美動聽的旋律后面，站著一位“傳歌者”。當時，由于種種原因，洛賓老人沉陷于一場無端的“版權(quán)糾紛”之中，然而老人始終采取了沉默的態(tài)度，他不止一次地說過：“版權(quán)不是爭來的，人民喜歡我的歌，這就夠了?！?/p>

李培禹陡然生出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他不能再讓一個人民喜愛的“民歌圣手”再承受“沉默”之苦，他要拭去湮沒金子的浮塵，讓其大放光芒。他和朋友們費盡周折，最終玉成老人心愿。

譬如他寫浩然——

他把浩然的“鄉(xiāng)土情懷、農(nóng)民情結(jié)”寫到了極致，處處用故事和細節(jié)說話，呈現(xiàn)“在場”的感動。浩然矢志不渝地“寫農(nóng)民，為農(nóng)民寫”，心系廣大的農(nóng)村作者，不僅給郊區(qū)作者提供多方面的寫作輔導，還通過自己的影響，給他們解決生活中的諸種難題。他常常擱下自己的創(chuàng)作，為業(yè)余作者改稿，千方百計推薦發(fā)表，他主編出版“泥土叢書”，把農(nóng)村作者的作品成卷帙地推上文壇。李培禹的描繪動人心弦，感人肺腑。同時也讓我想到，作為躬耕多年的副刊主編，李培禹為什么對基層的業(yè)余作者那么地關心照拂？是因為他把浩然的精神化作了自己的責任品格。他們心心相印，共同闡述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在土地上，每一束陽光都有其欣然照耀的理由。

雖然書的主題是“留戀的張望”，但作者對筆下的人物，卻不是掠影式的“張望”，而是進入人物生活和情感內(nèi)部，同他們一起呼吸、心跳、承受和感慨。這本書深層的立意，還是在于“留戀”，在于“致敬”，即：要“恪守”一些寶貴的東西。行文到最后，總是能聽到他心底發(fā)出的致敬的聲音：你好，臧克家先生！你好，王洛賓先生！你好，浩然先生！……

（作者：凸凹，系北京作家協(xié)會散文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