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嶄新的文化認同

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羅代爾將歷史時間分為長、中、短三種時段，并以“結構”“局勢”“事件”作為相對應的關鍵詞，他們的研究模式被稱為“地理歷史結構主義”，這提醒我們：過往對歷史的認知和判斷往往囿于各種“短時段”的“事件”；而影響歷史“長時段”發(fā)展趨勢的是隱沒于日常生活的深層結構。最近讀到茅盾文學獎得主劉斯奮和批評家林崗的對話《走出鴉片戰(zhàn)爭的陰影》，兩位對話者高屋建瓴，從歷史、思想、文化、藝術、審美、創(chuàng)新等諸多角度娓娓道來，反思我國現(xiàn)代化轉型的歷史進程，指出當今要建構嶄新的文化認同，必須走出鴉片戰(zhàn)爭的陰影。

廣東的飲食文化很早就聞名天下，明末清初，詩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里記載：“天下所有食貨，粵地幾盡有之，粵地所有之食貨，天下未必盡也?！敝形鹘涣鹘o廣東帶來了新食物和新方法，食物及做法的多樣性決定了飲食文化可能的高度，“地理大發(fā)現(xiàn)”給人、物的大量流動帶來契機。從“長時段”來看，“灣區(qū)”是“地理歷史結構”的產物。從全球史來看，16世紀西方經由“灣區(qū)”發(fā)現(xiàn)中國；1840年鴉片戰(zhàn)爭是從“灣區(qū)”開始的（港、澳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短時段”“事件”的結果）；20世紀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南方談話，也是從“灣區(qū)”開始的；灣區(qū)建設的奇跡為現(xiàn)代化敘事吹響了號角，激勵我們探索智能時代的發(fā)展之道。

比具體的器物、有形的繁華更為重要的是內在的文化信念和無形的歷史想象。日本福澤渝吉提倡的“脫亞入歐”和我國知識分子“五四”前后呼吁的“全盤西化”，都包含著一種進步與落后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如今面對一種新的智能文明，到了需要重新反思和檢校的時刻。古話說從哪里摔倒就從哪里爬起，善于汲取教訓，從他者文化中學習是印刻在我們民族基因中生生不息的智慧?！白叱鲽f片戰(zhàn)爭的陰影”系列對話立足當下、面向未來、梳理歷史，指出現(xiàn)代性亦有不同范式。我們應避開“單行道”的思維盲區(qū)，根據(jù)具體國情和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探索獨特的中國現(xiàn)代化道路。微信公眾號、自媒體的轉載使此對話廣為傳播，話題仍在持續(xù)發(fā)酵。

大灣區(qū)，新時代

改革開放將我國帶入了現(xiàn)代化的新賽道，給整個國家注入了新鮮的活力。作為海上中西交流的要塞，粵港澳大灣區(qū)更是獲得非凡的發(fā)展能量，經濟、科技、文化彼此借力，比翼齊飛。大灣區(qū)文化一直處在不斷摩擦生熱、互滲融通、成長更新的過程中，吸引了各個領域的人才。

由具有與中原阻隔意義的嶺南升華到真正有“面朝大?！倍蚴澜玳_放的灣區(qū)，文學亦憑此東風揚帆起航。邁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學》中指出，“描寫地區(qū)體驗的文學意義以及寫地區(qū)意義的文學均是文化生成和消亡過程中的一部分……它們是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空間被賦予意義的時刻?！被浉郯拇鬄硡^(qū)融為一體也將為文學提供新契機，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刊物與出版、文學評論、文學教育乃至整個文學生活都可能脫胎換骨，蔚然可觀。灣區(qū)不僅為女性提供新職業(yè)，更為女性提供新生活，生產新思想、新價值。張欣的《黎曼猜想》《狐步殺》和《千萬與春住》等作品彌漫著濃郁的南國都市氣息，塑造了一批獨立、自強、自信的創(chuàng)業(yè)女性。彤子的《生活在高處》記錄建筑女工“高處”的生活，彰顯勞動女性的尊嚴。蔡東筆下的女性渴望擁有豐盈的自我。今天男女平等有通過共同提高來實現(xiàn)的可能。

張欣、鮑十、董啟章、鄧一光、楊爭光、南翔、艾云、楊克、熊育群、詹谷豐、江冰等資深作家一直筆耕不輟，隨時張開感官領略大灣區(qū)日新月異的變化，書寫與時代共振的作品。鮑十的“島敘事”系列顯然是這位來自東北平原的作家對海洋文明的思考結晶。廣州作為廣東的省會城市和灣區(qū)文化的領頭羊，其低調、務實、包容吸引了王威廉、郭爽、馮娜、陳崇正、皮佳佳、梁寶星等一大批青年文藝工作者，灣區(qū)文化將形成新的凝聚力。人才在大灣區(qū)內部的流動也是值得留心的風景，比如盛可以、龐貝、黃燈等，他們都為灣區(qū)文化刻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已成為現(xiàn)象級圖書，成為非虛構代表之作，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青年作家葛亮、周潔茹定居香港，香港很多年輕學子到內地求學寫作，這種雙向流動會豐富香港文學的敘事維度。葛亮一只眼盯著香港，另一只眼回望六朝古都南京。新作《燕食記》致力于以飲食文化為切口窺探灣區(qū)文化的底部，這塊有著千年商業(yè)交流史的土地深處流傳的秘密，經由美食承載的家國情懷得以敞亮?！懊褚允碁樘臁痹俅翁嵝盐覀兎此嘉镔|與精神的辯證關系，以及文化與生活的唇齒相依的關系。

深圳的城市氣質以高科技、高效率、高素質著稱，“來了就是深圳人”吸引著全球來客。深圳文學歷史不長，曾與打工文學、底層文學、城市文學等符號短暫地聯(lián)系在一起，今天，深圳文學飛速迭代，展現(xiàn)出前沿性和未來性。

鄧一光南來之后不斷地發(fā)現(xiàn)深圳、書寫深圳，他將深圳二字鑲嵌在小說標題中，將深圳作為敘事地標凸顯于字里行間，將深圳獨特的魅力傳遞給無數(shù)讀者。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超越深圳，將目光投向1941年的香港保衛(wèi)戰(zhàn)，通過講述郁漱石被日軍俘虜之后，在位于燊島叢林中的D戰(zhàn)俘營度過的囚禁生活，展現(xiàn)民族國家的艱難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說，多年前這場艱苦卓絕的保衛(wèi)戰(zhàn)蘊含著這片土地的未來。吳君的《皇后大道》《萬?！返茸髌房胺Q深圳與香港的“雙城記”，對香港的關注使她的書寫獲得了特別的視角和敘述空間。雖為南下作家，但吳君有積極的在地意識，《親愛的深圳》猶如內心的宣言，與眾不同的獲得感、融入感讓她吸收源源不絕的寫作資源。舊海棠的寫作提醒我們深圳文學與內地廣闊而錯綜的精神關聯(lián)，新生從劇痛中來。自傳體長篇小說《消失的名字》中，“我”娘家所經歷的接二連三的悲劇不僅打擊著上了年紀的父母，也深深地刺激著“我”以及現(xiàn)在的家庭關系。最古老的內地鄉(xiāng)村和最耀眼的大灣區(qū)就是這樣血脈相連，彼此相依。從較早的《綠皮車》《老桂家的魚》起，南翔就對小人物的命運傾注著同情和憐惜。新作《伯爵貓》以經典的“橫截面”結構短篇，以疫情期間“伯爵貓”書店關閉前舉行的告別晚會來表達作家的憂思與愿景。文尾“伯爵貓”三個字重新亮起。在智能文明與傳統(tǒng)印刷文明的殘酷競爭中，實體書店倒閉的命運不可避免，但書店曾經存在的溫馨將長久地存留在讀者的記憶中，而且閱讀始終會給人類帶來光亮，不過是換一種形式。

未來視野與人文觀的升級迭代

鄉(xiāng)土文學大多是憶舊的、懷鄉(xiāng)的，通往故鄉(xiāng)、童年和“鄉(xiāng)土中國”。而城市文學向前看，思考人類的未來，思考時代重大命題。經由王十月、盛可以、鄭小瓊、塞壬等作家的努力，打工文學不斷升級，大灣區(qū)收納了異鄉(xiāng)人的“鄉(xiāng)愁”，以新奇、忙碌、快節(jié)奏的職業(yè)生活讓他們慢慢建立起此在認同。盛慧的《闖廣東》、厚圃的《拖神》、林棹的《潮汐圖》、莫華杰的《春潮》等長篇共同見證了大灣區(qū)的成長。路魆的《夜叉渡河》頗具實驗精神；皮佳佳的《庭前誰種芭蕉樹》、馬拉的《沈先生字復觀》則具有古典氣質。陳再見的《馬戲團即將到來》向詩化一脈努力。林培源的《灰地》寫到一位哈爾濱手藝人背井離鄉(xiāng)來到南方，一北一南巨大的地域差異形成審美上的張力，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相撞擊，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間的微妙和沖突，身份認同的難度得以凸顯。陳崇正的近作關注抗疫，《開窗》實寫主人公勇敢地打開心窗，虛寫為讀者打開的非洲之窗。對非洲我們是非常陌生的，我們討論的西方可以簡化為歐美，被遺忘的非洲同樣是全球化的一維，是我們的鏡像。實際上，19世紀就有華工被販賣到非洲的種植園工作，江門碉樓存有早期華工屈辱的照片，這是被動全球化帶來的痛苦。如果我們今天能夠心平氣和地與這種悠長的歷史進程對話，就會深度理解全球化，重新理解現(xiàn)代中國。馬拉的《沈先生字復觀》將當今日本科學家的尋根之旅與當年伶仃洋上的海盜、倭寇、當局及洋船的對抗聯(lián)系起來。歷史不可追，但舊式生活中崇尚讀書、崇尚氣節(jié)的士文化傳統(tǒng)依然閃閃發(fā)光。

王威廉的作品以哲思見長，《野未來》等近作借鑒了科幻小說的成果，《你的目光》以開眼鏡店的男子追求眼鏡設計師的故事來承載大灣區(qū)的過去和前景。眼鏡在小說中既是道具，也是隱喻，借助高科技、時尚化的眼鏡我們可以凝望未來、期待光明；借助“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等詩句抵達掩藏最深的自我。

蔡東在改寫我們對現(xiàn)代都市的刻板印象——冷漠，她在孤獨、冷漠之下發(fā)現(xiàn)了溫暖、溫情，對打工文學進行升級改造，將現(xiàn)實的苦難藏到冰山之下。新作《月光下》嘗試著表達一種嶄新的都市觀和人文觀，憂傷而溫暖的情感彌漫其間。小姨和“我”兜兜轉轉相逢于深圳，小姨身上凝聚著“沉默的大多數(shù)”，他們的生活十分滄桑，曲折艱難中依然有一種樂觀、體貼。蔡東過濾掉大起大落的激蕩，摒棄廉價的抒情，慢慢敞開心扉去貼近勞動者的自尊、從容和美好。

集中閱讀青年作家的作品，能夠感受到南方寫作的新質：開闊的敘事視野。如果說用“全球視野”過于大，至少有一個對比性、超越性的視野和空間，有助于凸顯文化的雜糅性。

龐貝的新作《烏江引》以鄭重的態(tài)度重述紅軍長征途中突破烏江的轉折史，作家為此進行了大量田野調查，爬梳多種史料，并借鑒非虛構的寫作方法重構歷史憂傷和傳奇想象。史實與虛構之間的博弈構成一種巨大的張力。龐貝以虛構的智慧復活了一個智慧的群體，大寫“破譯三杰”的智慧，“狹路相逢勇者勝”，謀略和勇氣需比翼齊飛，赫赫有名的英雄和默默奉獻的智者一道譜寫輝煌的新篇。張況的章回體歷史小說《趙佗歸漢》（五卷）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俱備，可以視為灣區(qū)（嶺南）前史。

話劇《深?！芬浴爸袊藵撏е浮秉S旭華為故事原型，講述波瀾壯闊的“深?！敝泻藵撏а邪l(fā)團隊默默奉獻的愛國精神。《大道》見證了中國電訊零的突破，從無至有，再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chuàng)造”的艱難蛻變以及整個民族國家的萬千變化?！按蟮馈奔戎钢鹘怯鹊郎娜松蟮?，也指民族國家的歷史大道，從“鄉(xiāng)土中國”到城市中國，從閉塞的農業(yè)文明到開放的海洋文明……不同的文藝形式合力譜寫了一個具有前瞻性、豐富性、開放性的大灣區(qū)。

歷史學家赫拉利在他的“簡史系列”中指出：人類發(fā)展的總趨勢是全球化。這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歷史依據(jù)。無論當前有多少逆全球化的舉動，大自然安排的疫情抑或人為挑起的戰(zhàn)爭都無法逆轉這種大趨勢。灣區(qū)戰(zhàn)略恰逢其時，共同的地緣、方言、文化“積淀”而成的灣區(qū)想象將彌合“中時段”的制度差異，乘風破浪，“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