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體時代的文學價值：新的“少數人”文學

　　首先請注意標題中的兩個概念：什么是“全媒體時代”？我想起了德里克在討論后革命時代的中國時所提的“關系的現代性”(《后革命時代的中 國》)，它既是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也是政治無意識的，是媒體的、中介物的、技術的、器物的和日常生活的網。網狀權力結構錯綜復雜，在它的籠罩下，相比單一的 資本或政治權力，更為精細的微觀權力正在重塑每個人，人的價值、倫理、情感方式、思考方式都面臨變化，新的人格正在形成，某些人格正被極端鼓勵，比如自戀 主義。全球化也是這種“關系現代性”的表征，多極或多元的世界圖景也與具體的個人、具體的文化、文明語境相關聯(lián)。處在“關系現代性”之中的世界圖景意味著 多極化和去中心。

　　與之平行，文學在生產、閱讀、批評三層面也發(fā)生了風尚之變。歷史地考察“文學”的概念，今天我們理解的“文學”或“純文學”是一種話語的現代 性。具體地說，它與西方現代民族國家時期構建國民、黏合民族共同體有很大關系，也與五四之后中國參照西方模式構建民族國家，確立“中國”和“中國人”的主 體認同有很大關系。時移世易，文學作為一種話語的現代性，與它所描述的對象的生存狀態(tài)總是復調地交織在一起，文學消費、閱讀趣味、權威批評發(fā)生變化，催生 出消費主義讀物、網絡文學和新媒體閱讀。資本的介入、精英文化領導權的旁落、媒體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網絡流行文化的強勢崛起等等是可以梳理出的元素，伴隨 “關系現代性”而生的新的媒介傳播方式正在改變文學本身。

　　“文學”能期待怎樣的變化？如果承認文學也是一種文化權力，審美是權力關系下的產物，你會發(fā)現，這其中充滿了等級制和“心智殖民”(德里克 語)。純文學制度是一整套發(fā)表、傳播、評價的機制，只為少數人開放。在當下這個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當你通過手機或網絡獲得自由發(fā)表權的時候，主流話語 仍然被掌控，你一張嘴發(fā)出的是別人的聲音�！爸袊�想象”就是很好的例子。西川在《從寫作的角度試談中國想象之基本問題》一文中說，今天在寫作中擺出一副批 判的姿態(tài)而且“離地一寸高”其實不是逆行，而是順行，因為大家都這么干：“當你悲傷于河南或者湖南或者海南的現實你流下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的眼淚，當 你反思和批判跌宕的現代中國政治生活時你使用保羅·策蘭那羅馬尼亞德語猶太人回應納粹屠殺時獲得的語言。這已經幾乎是當下中國文化思想界的常態(tài)了�！逼帐� 價值不知不覺攫取了你的心智。新媒體的確是從前沒有過的平臺，可是平臺上籠罩著新自由主義的穹頂，穹頂之下是市場神話，這就是當下媒體的主流價值觀。寫作 往往標許對官方價值觀的警惕和批判，卻從來沒想過這些不假思索的批判話語中的“中國”有多少來自于對“普世價值”的道聽途說。與市場經濟及民主政治相關聯(lián) 的“普世價值”，文學上的主要癥候是資本和現代主義文學所建立的一整套純文學的標準，一種源自他人的美學趣味和語言方式，已經與我們的具體生存相脫節(jié)，淪 陷為一種徹頭徹尾的媚俗寫作�！靶闹侵趁瘛钡姆绞�，就是交出你自己，加入世界文學，加入世界文學中第三世界民族寓言書寫的序列。

　　在此背景下，文學和大眾的關系話題將被重新提起。表面上看起來，全媒體時代似乎降低了文學的門檻，文化民主化大大地向前推進，延安文藝的老問題 解決了�！爸袊�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問題是否也能隨之解決？技術的普及型是否帶來文藝的普及？實際上，全媒體時代的大眾，類似于《帝國》里哈特和奈格里所說 的“多數人”(multitude)，而不是經典政治學意義上的“人民”和“大眾”。它和“人民”“大眾”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其眾多性，不依賴任何認同上的 普遍性和統(tǒng)一性，而是生成于德勒茲意義上的特異性和多樣性，它是由特異而多樣的個體聚合成的多數人。這種“多數人”只有在互聯(lián)網時代才有可能出現。全球流 動散播各地、各種職業(yè)的個體，通過網絡聯(lián)合起來，替代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階級認同和國族認同。全球信息時代，看起來人人都有表達的自由，但各有各的“萌點”， 大眾淪為小眾。一方面信息無限開放，一方面極度圈子化。區(qū)別于“文藝大眾化”，“多數人”在文學中的表現是類型文學，更精細的“分眾”精準投射至更小規(guī)模 的情感共同體，不再糾結和共享某個共同的文學標準，比如“男性向”“女性向”文學。在此意味上，原來的純文學的精英趣味作為小眾之一種得以保留，這就是邵 燕君研究中提到的“純文學網絡移民”，是否能保有原來的文化領導權仍然值得觀察。

　　不同于原來的“純文學”/“大眾文學”的雅俗二元對立概念，我想是否可以有一種新的“少數人”文學。“少數人”借用了西班牙詩人希梅內斯的表 達，他稱之為“無限多的少數人”，是指心中的理想讀者。那么第一，這個少數人通向“多”，通向共識。這里的少數人與“多數人”不構成雅與俗的權力等級關 系，少數最終通向的“多”，是普遍性意義上的詩歌和文學價值、普遍意義上能理解同一作品的審美與情感共同體，而非網絡時代“分眾”的“多數人”、部落化的 類型文學。這實際是新的“少數人”文學如何構建文化領導權，它必須處理的問題是：在這樣一個原子化、個人化的時代，人和人之間如何重建相互關系？如何把原 子化的個人重新普遍化？在“關系現代性”下談文學，是想探討在社會流動性更強、生活碎片感更強的當下語境，文學可以通過何種方式重建和表述這種關系，如何 促成新的共同體和價值觀。換言之，“文學”在何種意義上能完成伊格爾頓所說的，“在一個分裂破碎的世界上，文學乃是少數這樣的地方之一，這里某種普遍價值 感仍可得到體現�！庇绕湓跉v史終結、原有的啟蒙價值觀失效之后，探討倫理底線和重建價值共識的任務更加迫切。因此單純意義上純文學的“網絡移民”和“美學 殖民”可能還不夠，而應該是一種新的閱讀和寫作方式、審美結構、文學想象力和價值體系的出現。在這方面，類型文學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劉慈欣的《三體》在架 空的“第二世界”里重述當代歷史，為“黑暗森林”立法，其想象力引向對道德、信仰問題的嚴正思考，以及文明之間相處的道德底線。重建多數人享有和認同的文 化、思想方式，遠離現代普世價值內部的主奴陷阱，成為小說最主要的訴求。爭議更多的《甄嬛傳》，對當代人際關系狀態(tài)更黑暗的描述，也可看成是這一時代焦慮 的變形表達。核心價值重塑之外，“文學”對自身形式的關注點也已經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不僅是在修辭層面流行語、流行句式的出現，而是在審美趣味、敘事方法 和情感交互模式等層面發(fā)生了整體變遷。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直播體”小說的出現。郭圣龍的《何方神圣》把網絡在線發(fā)帖、跟帖的互動形式與傳統(tǒng)小說敘事結合起 來，大量的跟帖互動構成文本的網狀敘事，和原有的故事復調地交織在一起。與此類似的跨界寫作，在“非虛構”這個近年大熱的文學類型中涌現最多，柴春芽的電 影小說《蜂王的夏天》《我故鄉(xiāng)的四種死亡方式》等，著眼于新媒體時代視頻語言已成為一種重要的敘事工具這一變化，將文字與視頻、真實與虛構、故事與敘述理 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創(chuàng)造出一種全新的實驗文本。文學的邊界被拓展，變成一種嶄新的制作工藝，甚至一種敘述技術的發(fā)明。

　　第二，誰來完成這種新的普遍性敘事？新的美學標準確立也依賴于“少數人”。在數字復制時代，無數本雅明式的贗品被輕易復制出來，其結果就是文學 場域里劣幣驅逐良幣；而將良幣重新發(fā)明出來，重新流通起來，就成為眼下的當務之急。“少數人”或者良幣的發(fā)明，不是權力等級意義上天然命定，而是變化和分 化的，被寫作、被思想、被批評所不間斷、持續(xù)深鑿出來。回憶80年代“先鋒文學”“尋根文學”，相較當時現實主義文學的陳舊話語，西方現代主義美學在批評 理論的倡導與創(chuàng)作的實踐中逐漸建立，并構成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時過境遷，當昨日的先鋒已然成為體系和成規(guī)，新的寫作方式又必須被召喚。 在今日，這種發(fā)明恐怕不僅是一種文學“趣味”的確認，也是保持心智獨立，保持異質性、差異性的一種文明層面上的歷史性和結構性努力。它是對西方文學現代性 的一種“替代”，其資源包括傳統(tǒng)文學、本土知識系統(tǒng)、邊地文學、先鋒文學，是以建立在本土知識系統(tǒng)之上的寫作、閱讀上的原創(chuàng)性，對文學成規(guī)和中產階級美學 趣味說“不”，以對抗資本和消費主義文學的“心智殖民”。換言之，需要從本地生活生發(fā)的、富可能性的新鮮詞匯、語言方式、當代文學和思想意識。所以西川 說，“反過來想一下，中國問題為什么就不能也‘普世’一下呢？”本地生活的確提供了新思路。石一楓的《地球之眼》，就講述了一個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典型故 事，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小說想說，面對世界權貴資本運轉的核心秘密，法律和信仰都無能為力的時刻，科技與底層的結合能否提供解決財富不道德問題的新 方案？這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天問。為西方普世資本主義提供新的反抗途徑，這種可能性只能來自于本地生活，一個有著前30年社會主義和后30年發(fā)展敘事雙 重遺產的當下中國，新的“時代英雄”、網絡時代的邊緣人物和技術獨行俠安小男，最適合出現在此時、此刻、此地。中國的科幻也提供了更多的想象途徑。西方科 幻小說一個非常重要的母題是太空探索，它與西方殖民史、大航海和新大陸的發(fā)現等歷史文化積淀密切相關，是在典型的殖民話語里講述太空。近期因電影而大熱的 安迪·威爾《火星救援》里，火星是待開發(fā)的未知海洋，馬克以《海商法》來定位和想象自己的火星巡游。而在中國科幻作家鄭文光的《火星建設者》中，主人公懷 著一種建設邊疆的熱情，要在一片蠻荒的土地上建設一個新的“新疆建設兵團”。大航海和建設邊疆，兩種文化的歷史經驗蘊含在各自的寫作里。其實所謂中國特 色，就是找回自身的經驗，重新構造我們的傳統(tǒng)，并用重構的傳統(tǒng)改寫當下。所謂重構是指，今天談論文化自立，談論重新確認本土文化與知識系統(tǒng)來反抗“心智殖 民”，決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要意識到，所謂傳統(tǒng)已經經歷了上一世紀意識領域和政治變革領域的改寫，也必須經由今天的問題序列和情感領域再次打碎、修補和 整合。正如作家東君那個絕妙的比喻：當代文學是一張整容過的臉，“要把父輩的表情重新長回自己的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