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發(fā)、龔純:詩是對“超我”的一種饑渴

陳先發(fā),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曾獲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十月文學獎、草堂詩歌年度詩人大獎、英國劍橋大學銀柳葉獎等國內(nèi)外數(shù)十種文學獎項。

龔純,1968年生于湖北潛江,著有詩集《蛙鳴十三省》《 聽眾 ,小雨 ,秋天和國家》兩部。被《當代青年》雜志社評為“十大當代青年詩人”。作品入選多種詩歌年選和佳作選。
訪 談 人 :龔 純
被訪談人:陳先發(fā)

《碧水深渦:陳先發(fā)四十年詩選》
龔 純:
首先祝賀您,新著《碧水深渦:陳先發(fā)四十年詩選》問世。一般來說,大時間跨度的作品集結(jié)能清晰地展現(xiàn)一個詩人的內(nèi)在精神面貌,其實也潛存著時代變遷的一些線索,可供研究的維度是多元的。在您這本新作中有不少大家熟悉的名篇,姑且按下不表。有首僅僅八行的短詩《以病為師》,當年一讀,這題目就刻在心里了。當時想,這里或許掩藏著某種值得延展開去的詩學理念。那么,我們今天的對話就從這兒切入吧。您覺得對一個具體的詩人而言,這里所講的“病”意味著什么?或者,您覺得循病而行,可以尋得哪種突破的契機?
陳先發(fā):
謝謝蛙兄(龔純又名湖北青蛙)。這些年,你的作品是我觀察當代詩歌的一個重要樣本?!兑圆閹煛反蠹s是十年前的一首短詩。內(nèi)觀、自省、自我體察,這些算是寫作者的基礎(chǔ)課,知自身之疾不是一件易事,理解自己比理解他人更難。
如果說我和我讀到、接觸到的當代詩人有什么通病,我覺得重要的一點就是詩的“覺他能力”在衰減。這四五十年來,當代漢語詩人拋棄空泛蒼白的宏觀詩學敘事語調(diào),以個體生命體驗為基石,不斷豐富審美力與實現(xiàn)路徑的探索,詩的生態(tài)與創(chuàng)造力可以說是生機勃勃的。但并非沒有病相。詩的“覺他能力”,這是值得持續(xù)展開的一個話題。布萊希特、艾略特或杜甫,之所以是大詩人,是因為他們的寫作有強悍的“覺他能力”,可以觸碰到無窮的他人之心、后人之心,刺疼與他們時代毫不相干的他人之心。這是一種了不起的能力。而在我們的詩人群里,可能絕大多數(shù)人覺得,把個體生命樣本鉆研透了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對人之普遍性、公共現(xiàn)象的研究喪失了熱情,甚至報之以嘲諷。詩人對語言之外、圈子之外的公共事件的見識,沒有穿透力和前瞻性;對大面積的社會生態(tài)之變、對人的異化,無法形成有效的認識能力。本質(zhì)上,這是一種能力的缺失。一個巨變的時代向每個精神領(lǐng)域都會發(fā)出強大的追問,而有愿望、有能力回應這種追問的詩人太少了。
詩的這種回應,未必都是鴻篇巨制,布萊克的《掃煙囪的男孩》只有十二行。當代詩歌作品中,有清晰精神結(jié)構(gòu)的太少了。我一直說長篇小說《白鹿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呼應了兩千多年中國宗族社會模式和宗族文化的破產(chǎn),在精神層面有一種巨大的結(jié)構(gòu)性張力。顯著的“覺他能力”令這些作品穿透時間的鐵幕往下傳遞。而要養(yǎng)成這種能力,需要詩人投身于更廣泛的對話關(guān)系中,提升對時代的介入性。讓事件的現(xiàn)實化身為“詩的事件”,其實是一種使命。薩義德說:“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熱情以及正義、真理的超然無私的原則感召時,斥責腐朽,保衛(wèi)弱者,反抗不完美或壓迫的權(quán)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當然,你完全可以側(cè)身而避,去做一個隱逸的詩人,這沒有問題,但在一個時代的詩人集體中,不能缺失覺他性詩人,他不以情緒的宣泄來表明立場,而是從對現(xiàn)象、普遍性困境和復雜社會生態(tài)中的掘進與發(fā)現(xiàn)中,在詩與世道人心間的對峙、糾纏、相互凝視中,不斷更新與深化詩的動力機制。哪怕最終他能發(fā)出的呼喚,只是一種衰竭的呼救,也沒關(guān)系,它依然是一種詩的聲音。
從詩的內(nèi)部觀察,“覺他能力”其實是此在的個體生命的奇異拓展。魯迅在“切己的瑣事”和“世界的哀愁”間躑躅,他在前者中捕捉了生存樂趣,又在宣稱“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與我有關(guān)”中完成了一次遠離。個體生命總被這矛盾著的兩具舊引擎同時驅(qū)動著,冒著焦慮的黑煙。這似乎是一個啟示:不刺入他者體內(nèi),自我?guī)缀醮绮诫y行。我們所有寫作者,不在時代創(chuàng)口的外面,而在這創(chuàng)口之中。寫作作為一種行為,也不在我們所討伐的罪行之外,而必先自置于這罪行之痛中。明白了“他者”是任意一人而非具體一人,依然有著知他、覺他、愛他的沖動,唯此才不至淪入對自我的厭倦。如果“覺他能力”不斷衰減,有可能令詩歌更趨于成為一個透明而封閉的瓶中之物,瓶中人的命運,在瓶外的廣漠世界眼中,只是一個戴著語言王冠的干硬的木乃伊標本。我覺得在此處,我自己有很大的反省空間。
龔 純:
我可不可以認為,您講的“覺他”其實意味著一種詩性正義?我記得您談過詩性正義這個話題。
陳先發(fā):
記不清是南京的劉立桿還是別的詩人講過這么一句話,寫詩本身意味著一種正義。我贊同這個講法。詩是一己的精神通道。但離開了個人范式和具體的詩之語境來談詩性正義,容易被誤讀成為詩前置了某種目的性,會形成詩的另一類桎梏。比如,杜甫之為杜甫,并不在于他對時世離亂和弱小生命的注視和恤憫。這種注視和恤憫,在他之前歷代詩人中從未斷絕,可謂汗牛充棟,但借由杜甫的巨大語言學創(chuàng)造而成了一種天才范式,一種永生的現(xiàn)場語境。安史之亂時代,從杜甫的語言學行動中找到了一個挖掘自身的巨大入口,從而使?jié)h詩自《詩經(jīng)》時期就有的“詩自荒野”“詩自底層”的生命活力在接續(xù)中呈現(xiàn)出更為大觀的境界。談詩性正義的話題,我更想延用另外一個詞:詩之信念。如今我判斷一首詩的優(yōu)劣,常將那種具有“信念強度”的詩擺在前列。李白之詩的核心力量正是他的自由信念的強度。信念的感染力要強于語言中包含的其他部分。如果放到“覺他能力”這個話題下來討論,我只能說,信念其實是覺他性中最強的所在。有了信念強度的語言創(chuàng)新,才稱得上是語言創(chuàng)新。信念孱弱的,只能稱之為修辭創(chuàng)新。信念的孱弱、人之意志力的孱弱、在感受普遍性痛苦的通約能力上的孱弱、生存洞察力和見識的孱弱,才是詩的真正阻力。認識到這一層,對起步階段的年輕詩人其實尤為重要。
龔 純:
很多時刻,我覺得一首詩的力量感源于混沌,似乎很難做出明晰的分類,而且力量感的形成需要寫與讀之間的微妙互動。在以往您的談話中,貫穿著關(guān)于語言之“力”的不少想法,我能否這么說,追逐語言的強度是您在創(chuàng)作中設(shè)定的目標之一?
陳先發(fā):
確實,我曾有個觀點:詩,正是力的各種語言關(guān)系之和。在一首詩的內(nèi)在氛圍中,一個詞可以迸發(fā)出在任何別處都無法呈現(xiàn)的活力。一個詞,與別的詞撞擊后,又被砌在一起,像一塊磚在一座建筑中要承擔、均衡、消化來自整體的受力。詞的力量在流動。在詞的旋渦中,可能還會出現(xiàn)一股仿佛越擰越緊的向心力。當我說“詞”時,它不僅僅是文字,還包括這個文字的形體、動態(tài)、與物的對應、聲音、某種可浸入的場景,以及對這個詞的想象……它不是單線條的,不是單薄的,而是多種力量的合體。詞與詞的銜接、碰撞、咬合,語言的流動感,這些流體之力,時而又在某處戛然而止,必須轉(zhuǎn)折、分段,或者猝然結(jié)束,以形成一種意義上的斷裂,總之它無處不在顯示力的奧妙關(guān)系。當你讀了一首詩,可能瞬間被擊中。無疑,是各股力在你心中沖撞。各種力達成了一種協(xié)同,現(xiàn)出語言自體的砌合之美:力道恰到好處,字和詞的揳入讓你感覺到它們不可被替代,換別的任何詞、任何結(jié)構(gòu)都不行,某種難以言說的精準度。詞與詞、詞與物、物與物的各種關(guān)聯(lián)的力,詩人于此獻出他飽蘸心血的技藝。寫一首詩,其實就是詩人在分配、調(diào)節(jié)各種力的關(guān)系。
剛才講到意志力,我覺得在一首詩的精神裝置中,最關(guān)鍵的是人的意志力。很難清晰地描述這個詞,但我們分明感受到是它在突破心靈的壁壘,而不是來自修辭的力量。詩的聒噪與暴力抒情中包含著一種想象,即假定了它本身是人的意志力,但它不是。甚至在一首詩中,意志力有一種破壞性本能,它讓人不適。比如,德裔美國詩人布考斯基,《時代》周刊稱作的“下層階級的桂冠詩人”,他是惡棍、酒鬼、流浪漢、詩的苦役長工,他的詩寫了大量苦力、妓女、一無所依的昏聵老人等邊緣人。顯然,給你沖擊力的不是這些形象和描述性語言,而是寄生于一種放浪形骸的生存意志力,像一柄罕見的錐子刺穿了時代的各種外殼。在“詩之所是”與“詞之所能”間,永恒蕩漾著的漣漪,是詩的意志力在釋放它永不衰竭的動能。
龔 純:
記得我們以前探討過向漢文化傳統(tǒng)索取寫作資源的問題,多年前您在一篇文章中談過“本土性在當代”這個爭議性的話題。我們在現(xiàn)代憂懼中發(fā)生了一些認知上的傾斜甚至顛覆,反對文化尋根,反對中國文化身份那種認同,而您似乎一往無前、無所畏懼,在“本土性”中深耕不止。經(jīng)過“火質(zhì)”“土質(zhì)”“木質(zhì)”幾個時期的寫作,您寫出了一大批深具本土意識、歷險性和開創(chuàng)性的重要作品。盡管如此,在詩人們中間還暗暗涌動著一種詩歌觀念,即“本土性”基于中國農(nóng)耕文化,“本土性”深耕不是“歷史的終結(jié)”,而是“歷史的終結(jié)”的復興,這些泛論致使對您的詩歌寫作也有“現(xiàn)代性不足”的詰難。對此您怎么看?
陳先發(fā):
我很奇怪,為什么一些人至今仍認為漢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當代性是不相容的,過度激進的觀點我們從不匱乏,魯迅和錢玄同當年主張徹底廢除漢字,聲稱“中國人的書一本也不要讀”,而今如何?漢文化傳統(tǒng)完全可以保持足夠的開放性,以永不懈怠的生命力更新來適應現(xiàn)代化進程,“顛覆”當然可以在各自體內(nèi)完成。我講的本土性,是指在新的歷史語境中重新審視漢語的創(chuàng)造活力,激活“我的”當代性。
我們無法清除深植于漢語之中、深植于日常一言一行之中的傳統(tǒng),又無法自外于現(xiàn)代化的歷史過程,我們還能怎么做?你得用筷子吃飯,你走夜路時習慣抬頭看月,望月時會產(chǎn)生鄉(xiāng)愁,這是中國人骨肉中內(nèi)嵌的文化自覺,這也導致了個性鮮明的東方的自然觀、宇宙觀和人生觀,在語言演變中累積了豐厚的土壤。在此土壤中深耕,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宿命。你能逃離嗎?這個話題我過去談得足夠多,傳統(tǒng)至今是未完成的容器,傳統(tǒng)與反傳統(tǒng)本就是一體兩面的東西,否則不可能保持數(shù)千年活性。當然,這里面包含的“病”很多,正如開頭所講的要“以病為師”。人不可以揪著自己的頭發(fā)離開腳下的土地,也只能從自身的“歷史封印”上去破壁。
人的本土性沒辦法終結(jié)。過去的觀點我不重復了,我在《黑池壩筆記》中用了十萬字談論這個問題。從文學理念及寫作實踐層面,我一直主張警惕傳統(tǒng)可能帶來的習氣,要學會“熟中求生”。清代王麓臺自題《秋山晴翠圖》中寫道:“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重要的是脫盡習氣。在寫作中,要主動逃離一種“熟的狀態(tài)、習氣的狀態(tài)”。拋棄如庖丁解牛爛熟于腕中的技藝,擱置那些早已得心應手的東西,去面對曾讓你手足無措無法掌握的力量,主動去索求經(jīng)驗上的“第二次生澀”:這里孕育的生機,能夠粉碎已經(jīng)固化的一切。這就像傳統(tǒng)不得不在當代的困境中處理一個陌生的自己。每一個漢字都是古老的,里面都積滿了“已經(jīng)形成的東西”,這些已成為教條的內(nèi)容正是寫作所面對的敵人。為什么要保持古老的敵意呢?其要害在此。不保持這層敵意,語言創(chuàng)新就會很難進行。我們得讓語言處在這樣一個狀態(tài)之中:“呈現(xiàn)的,而非描述的;抑制的,而非虛張的;對話的,而非單向度的;多義的,而非一語道破的;個人的,而非迷失于群體性的?!?/p>
在談詩的本土性時,其實我一直記得尼采的一句話。他說,古典文化容易成為理性暴政化的產(chǎn)物,容易造成“以思壓詩”:一塊巨石壓在一種純?nèi)粌?nèi)在的聲音之上。另外,我覺得現(xiàn)代性也好,當代性也罷,它并非一個囿于時間范疇的概念?!妒勒f新語·品藻》有句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這句話中充溢的表現(xiàn)力是不是很當代?
龔 純:
在寫作時,您覺得自己內(nèi)心往往處在何種狀態(tài)中呢?或者您期望有個什么樣的理想狀態(tài)?
陳先發(fā):
每一首詩都需要一種獨立而微妙的內(nèi)心處境,很難一概而論。我覺得一個詩人要認識到,自己其實是赤貧和容易枯竭的,哪怕是最糟糕的生活,也在瞬息萬變中充滿了動蕩與新變,而人的內(nèi)心要遲鈍得多,我們經(jīng)??萁叩竭B一句新鮮有力的話也說不出,連一首內(nèi)在氣息貫通的小詩也寫不出。對一個詩人來說,重要的是,怎么把你的枯竭也寫成一首詩??萁弑旧砭褪且环N寫作資源呀,想到這里,我們可能要輕松一些。
龔 純:
因為漢詩的傳統(tǒng)中,詩即歌,詩可以歌。聲音的微妙在詩中有難以被替代的效果。寫作是為了發(fā)出自己獨特的聲音,在您那兒,您覺得聲音在詩中意味著什么?
陳先發(fā):
說來有意思,我其實特別不喜歡朗誦詩歌,更不適應聽別人來讀我的詩。我恐懼于我的詩被別人誦讀出來,是因為有一種聲音在我內(nèi)心無法被更改、背離,或替代。當我寫作時,我習慣默誦寫的過程,事實上是根據(jù)聲音的微妙表現(xiàn)進行文字的調(diào)整。
茨維塔耶娃曾被認為是“俄語中唯一用聲音寫詩的詩人”。我不懂俄語,難以體會這個說法的美妙之處。在我心中,漢語的聲音創(chuàng)造力無與倫比,我在《黑池壩筆記》第二卷中專門探討過聲音在詩中的功能。這里隨手摘錄幾則:
1.從同一首詩中每次都能聽見不同的聲音,并非你的耳朵特異,當代詩釋放的本即是一種變化、變量、變體。與其說你聽見了不如說你聽見了一種可能性。
2.寫作與閱讀間,橫亙著動蕩不息的戲劇性連接。詩所創(chuàng)造的另一種奇跡是,它讓你聽見的聲音,根本不源于耳膜。你的每一個毛孔、每一組細胞、每一根腦神經(jīng)都有傾聽的能力。你能目睹自身的“聽見”。從寫作的角度,一個詩人如果不想控制自己詩內(nèi)的聲音體系,不想讓詩中的聲音形成坡度、曲面、丘壑,他無疑是麻木的。智慧的閱讀不僅能聽見馬蹄聲,也能聽見作者斜俯肢體想控制住馬蹄的布滿力量感的身形。
3.一首好詩中,聲音會重塑它自己。如果這很費解,那么你可以理解為:一首詩要通過重塑某種聲音在一個人體內(nèi)創(chuàng)造出不同的讀者,或者說企圖去加深某一類作者。
4.一首好詩的聲音,不會在你不讀它時就結(jié)束。許多時候,你會被它冷不丁地嚇一大跳。
5.詞與詞之間有一種奇妙的相互喚醒,有時與作者的寫作意志毫無關(guān)聯(lián)。寫作中所謂的“神授”,其實是一個詞以其不為人知的方式和氣息喚來了另一個詞。它讓你聽見聲音,讓你覺得它出自你的生命,而非眼前這首詩。
6.聲音較之文字,有更高的自由、更強的敏感度,所以我推測多數(shù)詩人在寫詩時,都會自覺而無須明示地形成一套把詞語變成聲音的內(nèi)在機制。我檢驗剛寫出的一首詩,表面上是在“看”,其實是在默“讀”,我需要從聲音上分辨一種詩的完成度。
7.詞與詞之裂隙中,充滿了詞的余響。但迷戀詞之余響而非詞之緘默,便無法理會詩的真正玄機。對語言而言,一首詩最大的危險正在于它所有的部分,都被理解;在于它體內(nèi)每一種聲音,都被聽見。
龔 純:
您的“聲音論”確實別開生面。聲音在詩的內(nèi)部構(gòu)建了一個虛無的建筑物。有時我覺得,正如詩人用心血要完成的東西,他要構(gòu)建一種詩的內(nèi)在面貌,但很少有詩人從后世得到他想獲得的形象,這可能正是詩人悲劇性的一面,即他無法獲得語言承諾給他的形象。您覺得呢?
陳先發(fā):
這里涉及一個有意思的問題,一個詩人“自塑”的形象,與文學史和讀者“他塑”的形象之間往往存在區(qū)別乃至沖突。博爾赫斯總是說:“我不愿意是博爾赫斯,我愿意是另一個人。”確實少有那么圓滿的詩人,他得到的,正是他寫下的。一個詩人內(nèi)在形象的建構(gòu),外在于他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時間唯以他的詩為抽象材料,為他重鑄一個形象,要相信眾人之心的提取和時間的熔鑄能力,比如杜甫,縱使時有褒貶,歷代所予的形象有顯著差別嗎?每首詩都會像一塊磚,去參與你的精神面貌建設(shè),如果有偏差,其他的詩會在漫長時空中釋放糾偏沖動。文學史盡量維持著某種純粹,詩人社會形象會從詩的形象中適度剝離出來。舉個近點的例子,雙照樓主人。至少我從未有過“我的詩將塑造一個什么樣的我”這種焦慮。有了這種焦慮,寫作將完全失去內(nèi)心的自由,變得索然寡味。
龔 純:
那么對您而言,最基礎(chǔ)的寫作動力是什么?
陳先發(fā):
如果用一句話可以概述的話,我想說,詩是對“超我”的一種饑渴。也許所有詩人都在此彀中:寫詩驅(qū)動力之一,是為了超越生不足百年、行只在宇宙一隅的有限性。這個“超我”,詩人各有表達。在一首名為《繆斯》的短詩中,阿赫瑪托娃抒發(fā)了某種渴念:“當我在深夜靜候她的蒞臨,仿佛整個生命都系在這根繃緊的弦上。什么榮譽、青春、自由,在這位手持野笛的來客前,又算得了什么?”但丁在《神曲》之地獄篇中,表達了對一種神秘主宰力量的盲信、盲從,他寫道:“你的筆要步步追隨這位口授者?!币部赡芩约憾疾辉氲?,這個神秘主宰就是“超我”在顯形。當林風眠說:“我像斯芬克斯,坐在沙漠里,偉大的時代一個個過去了,我依然一動不動?!彼@然被自己心底幻想的林風眠深深打動了。這個“超我”,其實也是每個寫作者都可能遭遇一個難以自察的精神陷阱。
這種“超我”,從形象上,當然不是什么頭角崢嶸的怪物,也并非要割斷日常煙火絕塵而去。或者說,它甚至沒有自己的獨立形象。它速朽,我們還沒等到第二眼,它就灰飛煙滅了。它永生,只是我們多數(shù)時刻遺忘了它,或是被它所遺忘。在內(nèi)心困難時刻,最無以為繼之時,無端端地,你對它的渴望忽然來了,并持續(xù)向它運動:但它分明又不在你覺得可以抵達的任何地方。
其實對一個詩人來說,一種成熟的超越模式,是讓詩進入匿名狀態(tài)。無姓無名的,神思與遠道,就像《詩經(jīng)》與漢樂府中那些詩人一樣。作者的隱匿或逃遁,讓詩在人群中獲得最自由的呼吸。這里有個基本假設(shè):在無數(shù)的他者體內(nèi),可以建立起“諸我”的連接,詩與無數(shù)的他人獲得內(nèi)心的連接。對我來說,詩應當?shù)礁S富的人群中去呼吸,而不是僅僅與同類特質(zhì)的人形成呼應。如果只在特定界域內(nèi)才有活力,詩貌似尋到了知音,實則是深刻的不幸。詩應去更抗拒它的人群中,在完全不能預測的時空中,在麻木與艱難中活下去。這才是我心中“超我”的來臨。
龔 純:
好的。謝謝。我們完成了一次非常理想的詩學對話。


